谈及大唐名相,杜如晦的名字总是与房玄龄紧紧相连。后世谈唐代良相,必称“房杜”,一个善谋,一个善断,二人如同太宗的左膀右臂,辅佐君王开创了贞观盛世。然而,这位被史书誉为“识量清举,神彩凝映”的蔡国公,一生却走得极为短暂而绚烂。他只活了四十六岁,任宰相的时间不足一年,却让李世民在其死后多次抚案痛哭,让房玄龄独对黄银带泫然泪下,让后世无数文臣武将追慕不已。
隋开皇五年,杜如晦出生于京兆杜陵一个官宦世家。京兆杜氏是关陇门阀中的顶尖士族,其祖父杜果官至隋朝工部尚书,父亲杜吒官至昌州长史。杜如晦自幼聪慧过人,喜谈文史,胸有大志,却偏偏生逢隋炀帝治下的乱世。
大业年间,杜如晦通过吏部铨选,被补授为滏阳县尉。当时主持选官的是吏部侍郎高孝基,此人有知人之鉴,见到杜如晦后极为器重,对他说“你有应付事变的才能,必当成为国家的栋梁,希望你能珍重保持这份美德。我且让你先从小官做起,俸禄虽薄,却是根基。”
杜如晦到了滏阳,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县衙昏暗,吏治腐败,上官颟顸,百姓困苦。他本想凭一己之力做些实事,却现这九品小官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不过是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他上报的条陈被压在了案头,他提出的赈灾建议被上官斥为多事。几番碰壁之后,杜如晦做了一个决定——弃官。
同僚不解,问他“好不容易得了官职,为何说走就走?”杜如晦只是淡淡一笑,并不多言。他将官服叠好,放在县衙的案上,骑着一匹瘦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滏阳。
彼时的隋朝,已是风雨飘摇。杨广三征高句丽,耗尽民力,天下群雄并起,四方豪杰纷纷举兵。杜如晦回到杜陵老家,闭门读书,静观时变。他知道,真正的机会,不在那个腐朽的朝廷里,而在即将到来的乱世风云中。
隋大业十三年,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挥师南下,直取长安。同年十一月,长安城破,隋朝灭亡。李渊进入长安后,立代王杨侑为帝,自任大丞相,封唐王。其子李世民,年方二十,却已是身经百战的统帅。
李世民进入长安后,广纳贤才,遍访豪杰。杜如晦的名字,很快传到了他的耳中。彼时房玄龄已在李世民幕府,听闻杜如晦之名,便向李世民极力推荐“杜如晦有王佐之才,大王若只想守一个藩王的富贵,用不着他;若想经营四方,取天下,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闻之大喜,当即召见杜如晦。两人一谈,竟是彻夜不休。杜如晦的谈吐、见识、对天下大势的分析,让李世民深为折服。他当即任命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从此,杜如晦正式成为李世民帐下的核心谋士。
武德元年,唐朝正式建立,但天下远未平定。陇西有薛举、薛仁杲父子割据称帝,河西有李轨,河东有刘武周、宋金刚,洛阳有王世充,河北有窦建德。李世民受命东征西讨,杜如晦随军参赞,运筹帷幄。
征薛仁杲时,唐军初战不利,薛举病死,薛仁杲继位。李世民深沟高垒,与敌相持六十余日,待敌军粮尽,军心涣散,方才出击。杜如晦在帐中为李世民分析敌情,指出敌军虽众,却无统御之才,只需一战可破。果然,浅水原一战,唐军大破薛仁杲,陇西平定。
征刘武周时,唐军先败于雀鼠谷,诸将皆惧。李世民率精兵三千,昼夜兼程,直趋敌后。杜如晦随军谋划,建议李世民避实击虚,断敌粮道。最终,唐军连战连捷,刘武周、宋金刚逃奔突厥。
征王世充、窦建德时,战事最为胶着。洛阳坚城难下,窦建德率十万大军来援,唐军腹背受敌。诸将建议退兵,李世民犹豫不决。杜如晦却在帐中力排众议“王世充困守孤城,破在旦夕;窦建德远来新至,士卒疲惫。若分兵围洛阳,主力据虎牢以拒建德,待其师老粮尽,一战可擒。两寇既破,天下定矣。”
李世民采纳了杜如晦的建议,留李元吉围洛阳,自率精兵三千五百人据守虎牢。窦建德果然被阻于坚城之下,进退失据。最终,唐军在虎牢关外大破窦军,生擒窦建德。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中原平定,唐朝统一天下的局面基本奠定。
这一战,杜如晦“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他的名字,开始在朝野间广为传颂。李世民回师长安后,被封为天策上将,开府治事,杜如晦被任命为天策府从事郎中,位列天策府十八学士之。
画师为十八学士画像时,杜如晦的赞语是“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然而,就在李世民功业日隆、声望日高之际,一场巨大的危机也悄然逼近。
太子李建成坐镇东宫,久不临战,眼见李世民战功赫赫,威望日增,心中愈忌惮。他与齐王李元吉联手,结交后宫嫔妃,在李渊面前屡进谗言,想要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秦王府中人才济济,是李建成的心腹大患。他曾对李元吉说“秦王府中让人忌惮的,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人。”于是,他多次向李渊进言,要将秦王府的僚属外调。
武德年间,一道调令下达,将秦王府许多官员迁往外地任职。杜如晦被任命为陕州总管府长史,即将离开长安。李世民闻讯,忧心如焚。房玄龄却对他说“府中幕僚虽迁者众,皆不足惜。只有杜如晦聪慧过人,能洞察事理,是王佐之才。大王若只求守藩,此人无用;若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恍然大悟,立刻向李渊上表,请求将杜如晦留任秦府。李渊准奏,杜如晦得以留在了长安。
然而,更大的风浪还在后面。
武德后期,李建成与李元吉加紧了对李世民的陷害。他们买通后宫嫔妃,日夜在李渊耳边进谗。淮安王李神通因战功获赐土地数十顷,张婕妤的父亲想要这块地,李渊随口答应,李神通却以已受赐为由拒不交出。张婕妤便向李渊哭诉,说是李世民仗势欺人,纵容李神通夺她父亲的土地。
紧接着,又生了尹阿鼠事件。
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仗着女儿受宠,在长安城中横行霸道。一日,杜如晦骑马经过尹阿鼠的府邸门前,尹家的家童竟一拥而上,将杜如晦从马上拽了下来,拳打脚踢。尹阿鼠站在门口,叉腰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敢过我家门前不下马!”
杜如晦一介文士,手无缚鸡之力,被揍得鼻青脸肿,狼狈离去。事后,尹阿鼠恶人先告状,让尹德妃对李渊说,是李世民指使杜如晦欺辱她的父亲。李渊大怒,召李世民入宫责骂。李世民再三辩解,李渊却根本不信。
这件事让李世民彻底明白,父皇已完全被后宫蒙蔽,自己再怎样委屈求全,也难逃被猜忌、被削弱的命运。
武德四年,李世民建文学馆,杜如晦以本官入馆,位列十八学士之。李世民常在公务之余,与学士们讨论经义,常常谈到深夜。但李建成却愈忌惮,他对李元吉说“秦王府中足智多谋之士,最让人担心的,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于是,他再次向李渊进言,将房玄龄与杜如晦逐出京师。
这一次,连房玄龄也保不住了。两人被迫离开秦王府,赋闲在家。李世民如失双臂,心中郁郁。他后来在《威凤赋》中追忆这段日子,言辞之间满是落寞与无奈。
武德九年,形势急转直下。李建成与李元吉设下圈套,以突厥犯边为名,要将李世民手下的尉迟敬德、程知节等大将调离长安,夺其兵权。他们还密谋在昆明池设宴,趁机诛杀李世民。
尉迟敬德得知消息后,与长孙无忌一同找到李世民,力劝他先制人。李世民却犹豫不决,念及兄弟之情,不忍下手。尉迟敬德急道“大王若再犹豫,必将身死国灭!臣等愿以死相随,但若大王不肯决断,臣只好逃命去了,免得束手待毙!”
李世民终于下定了决心,但他先要做的,是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然而二人已被逐出京师,私自回京是死罪。李世民解下佩刀,交给尉迟敬德,命他去召二人。
房玄龄和杜如晦听说李世民召见,却不敢轻易回京。他们担心这可能是李建成的圈套,更担心一旦事败,连累全家。尉迟敬德急了,说“大王已决大事,正等着二位!若再迟疑,休怪我刀下无情!”
最终,房玄龄和杜如晦换上道士的衣冠,乔装打扮,趁着夜色潜入秦王府。那一夜,秦王府的密室中灯火通明,李世民、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围坐密议,定下了玄武门之变的全部计划。
接下来的事情,已是众所周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率兵伏于玄武门,待李建成、李元吉入朝时突然杀出,亲手射杀二人。随后,李世民控制皇宫,迫使李渊立他为太子,不久后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
政变成功后,李世民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各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杜如晦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
淮安王李神通对此大为不满,当面向李世民抗议“臣举兵关西,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反而功居第一,臣不服!”
李世民冷冷答道“义旗初起,人人皆有功。但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如同汉之萧何,虽无汗马,却是指挥调度之人。叔父虽是宗亲,却不能与勋臣争功。”
李神通哑口无言。朝臣们这才明白,李世民所谓的“功”,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定鼎社稷的谋略之功。而房、杜二人之所以能得此重赏,正是因为他们在最关键时刻,献出了最致命的计策。
贞观元年,杜如晦被任命为检校侍中,兼吏部尚书,仍总监东宫兵马。贞观三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同掌朝政。
此时的唐朝,刚刚从隋末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百废待兴,一切典章制度都需要重建。房玄龄与杜如晦,一个善谋,一个善断,配合得天衣无缝。
每次在朝堂议事,唐太宗与房玄龄商议之后,房玄龄总会说“此事非如晦不能决。”待杜如晦到来,将房玄龄的方案略加斟酌,往往能做出最精准的决断。而杜如晦所做的决断,又总能与房玄龄的谋划不谋而合。
两人配合默契,取长补短,同心为国。朝中大臣都说“房谋杜断,堪称绝配。”
杜如晦掌吏部,负责选拔官员。他用人不唯门第,不唯言辞,而是看重实际才干和品德。他主张先由州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杜绝了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钻营之徒。他引荐贤才,罢黜不肖,使朝堂上下风气为之一新。
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暗中讽喻杜如晦身兼数职,权力过大。唐太宗看后,当即驳斥“房玄龄、杜如晦不是因为功臣旧故提拔,而是因为他们有治理天下的才能。陈师合想以此离间君臣,罪不可恕!”当即将其流放岭南。
杜如晦得知后,心中感激,却更加谨慎。他知道,天子的信任是最大的恩宠,也是最大的责任。
然而,长年的操劳,早已透支了杜如晦的身体。贞观三年冬,杜如晦病倒了。
起初只是偶感风寒,他却坚持上朝,不肯告假。房玄龄见他面色憔悴,劝他回家休养,他只是摇头“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时,岂能因病偷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