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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8章 人民的声音最重的荣耀（第1页）

全国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江辰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包裹。

包裹是从中纪委信访室转过来的，用编织袋装着，鼓鼓囊囊的，封口处用针线缝得严严实实。

编织袋上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转江辰同志收。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群众寄给您的感谢信，我们整理了一部分，先给您送过来。”

江辰把编织袋拎回宿舍，放在地上，用剪刀挑开封口线。

编织袋里是三个鼓鼓囊囊的麻袋。

他把麻袋打开。每一个麻袋里，都装满了信封——有标准的牛皮纸信封，有五颜六色的贺卡信封，有用旧挂历折成的自制信封，还有直接用红纸包着的、连信封都没有的信。

信封上的字迹各不相同有的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像是小学生练字；有的写得歪歪扭扭，像是用不惯笔的老人在尽力描摹；有的写得龙飞凤舞，像是年轻人用钢笔信手挥就。

江辰把三个麻袋里的信全部倒出来，铺满了整张床、整张桌子、大半个地面。那些信有大有小，有厚有薄，有的信封已经磨破了边角，有的信封上还贴着没有撕干净的透明胶带——那是寄信人怕信在路上散开，特意多贴了一层。

他在信堆里坐了下来，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拆开。

信是一个退休老教师写来的，字迹苍劲有力，用的是毛笔小楷，写满了两页红格信纸。

“江辰同志我叫孙德厚，今年七十八岁，退休前在山西一所乡村小学教了四十年书。你查那个教育经费案子的时候，我在新闻上看到你了。你说，教育经费是国家的未来，每一分钱都关乎一个孩子能不能在雨天里安心读书。我看到这句话，老泪纵横。我在那所小学教了四十年，四十年里教室漏雨漏了三十多年。钱不是没有拨下来，是被人截走了。那些年我写了无数次报告，打了无数次电话，都石沉大海。现在，你让那个被我骂了一辈子的教育局局长落网了。虽然我已经退休很多年了，但我还是想说——谢谢你。你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老师。此致敬礼。孙德厚。”

他把这封信小心地放在一边，又拿起第二封信。

这封信是一个农村妇女写来的，字迹笨拙，错别字不少，但每一个字都写得格外用力。信纸是从孩子用过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背面还有孩子写了一半的算数题。

“江辰同志我是你查那个马家沟危房案的一个村民。我叫陈秀兰，今年五十六岁。我公公就是那个屋子裂了大缝不敢翻身的老大爷。他前几天搬进新房了。搬进新房的第一天晚上，他给我婆婆说了一句话——‘老伴，这屋里没有风。’我婆婆当时就哭了。我也哭了。我们家三代人挤在危房里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从来没有人管过。你来了，你蹲在我公公门槛上和他聊天，你把我公公那个被村长私吞的钱追回来了。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不会说话，就写这些了。谢谢你江同志。陈秀兰。”

他把这封信也小心地放在一边，又拿起第三封信。

这封信是一个癌症患者家属写来的。信纸是医院的便签纸，上面还印着“某某医院”的字样。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在病房的折叠桌上匆匆写就的。

“江辰同志我爸已经走了。他没能等到药价降下来的那天。但我妈在新闻上看到，你查了那家医院，把药价降下来了，把吃回扣的人抓了。她哭了很久。她说，爸要是能多活半年就好了，半年就够了。半年后的药价，就能让他不疼了。我今天去药房买药，看到我爸以前吃的那盒药，价格从三百多降到了不到一百。我站在药房窗口前，眼泪止不住地流。谢谢你让后来的病人不用再吃那么贵的药了。谢谢你让我爸的事没有白生。一个你不认识的患者家属。”

江辰把这封信放在膝盖上，用手轻轻按了按。信纸上的字迹被水渍洇得有些模糊，分不清是喝水时不小心洒上去的，还是写信时落下的眼泪。

他一封接一封地看下去。

有因扶贫款追回而摆脱贫困的家庭写来的，信里夹着全家人的合影，新修的砖房前，一家人站得笔直，笑得合不拢嘴。

有因危房改造款到位而住上新房的老人写来的，信里夹着新房的照片，红砖墙、铝合金窗户、门口还贴着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四个大字——“感谢江辰”。

有因药品价格下降而终于能吃到便宜药的慢性病患者写来的，信里夹着药费单的复印件，上面用红笔圈出了降价前后的数字差距，旁边写着“省了两百块，够买一个月的米了”。

有基层纪检干部写来的，信里夹着自己的工作证复印件，上面写着“因为江辰，我选择了这份职业”。

有年轻的学生写来的，信里夹着高考志愿表的草稿，第一志愿清一色填的都是法学、侦查学、纪检监察学，旁边写着“我要当江辰那样的人”。

江辰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把三个麻袋里的信全部看完了。

一周的时间里，他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看完一批信；中午吃完饭继续看，一直到深夜一两点。

看到感动的信，他会停下来坐一会儿，看着窗外的天空一会儿呆；看到难过的信，他会用笔在信封上做一个标记，然后把信的要点记在笔记本上。

有些信只有几句话，甚至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江叔叔谢谢”，但那一行字的分量，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沉。

一周后，他终于看完了最后一封信。

他把三麻袋信全部整理好，按内容分了类，用绳子捆好，放在床头。那些信挨着墙壁堆起来，几乎堆到了天花板。

然后他打开了直播。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对着镜头讲话，而是把镜头对准了那三个装满信的麻袋。

“这些，”他说，“是全国各地的群众寄来的感谢信。三个麻袋，我看了整整一周才看完。每一封信都讲了一个故事——有因扶贫款追回而摆脱贫困的，有因危房改造款到位而住上新房的，有因药品价格下降而能吃到便宜药的，有因教育经费追回而能在不漏雨的教室里上课的。还有很多很多。”

他从信堆里拿起一封信，举到镜头前。

“这封信是一个癌症患者家属写来的。她说她爸没能等到药价降下来的那天，但她去药房买药的时候，看到父亲以前吃的那盒药从三百多降到了不到一百。她站在药房窗口前哭了很久。她说，谢谢你让我爸的事没有白生。”

他又拿起另一封信。

“这封信是马家沟那位老大爷的儿媳妇写来的。她说公公搬进新房的第一天晚上，对老伴说了一句话——‘这屋里没有风。’说完两个人谁也睡不着了，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太踏实了。”

他把信放下来，看着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