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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4章 汉奸汪精卫（第1页）

可在千里之外的越南河内，有人正为这个消息欣喜若狂。

河内高朗街27号，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掩在热带植物的浓荫里。从外面看，它和这条街上其他法式殖民建筑没什么两样：百叶窗，铁艺阳台，门口两棵不知名的树，叶子常年绿着。

自从1938年底汪精卫从重庆出走，辗转抵达这里，这栋小楼就成了一个人从巅峰跌落到深渊的见证。

汪精卫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河内刺汪案”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那是三月二十一日——不，是三月二十日？他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天的枪声。

深夜里，几条黑影翻过院墙，摸到他卧室门外。子弹打穿了他枕过的枕头，被褥上全是弹孔。他光着脚从后门跑出来，躲在潮湿的地下室里，浑身抖。那些是军统的人，戴笠的人，蒋介石的人。

从那以后，他不敢出门，不敢开窗，连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白天的光线透不进来，客厅里永远昏沉沉的，像一间停尸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霉的气味，墙角的水渍一天比一天大。

他坐在藤椅上，穿着那件洗得白的灰色长衫，头乱糟糟的，下巴上冒着参差不齐的胡茬。

陈璧君从楼上下来，看见他又在呆，忍不住说：“你又在想什么？周佛海不是说今天会有消息吗？”

汪精卫没有心思回答，他紧紧盯着桌上那部电话。它安静地蹲在那里，像一只沉默的蛤蟆。

电话响了。

他几乎是扑过去的。

听筒贴在耳朵上，对面是周佛海的声音，急促，兴奋，像是在报告什么天大的好消息：“先生，南昌丢了。三天。三天就丢了。”

汪精卫握着听筒的手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一种他太久没有感受过的东西正在从胸口往上涌。

陈璧君走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光线涌进来，刺得他眯起眼睛。

“南昌丢了。”他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陈璧君愣了一下，然后脸上浮起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

汪精卫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越走越快，越走越急，长衫的下摆扫过地面，带起细微的灰尘。他像一只困在笼子里太久的野兽，终于看见了出口。

“南昌丢了。三天！三天就丢了！”他喃喃着，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我说什么来着？战必大败！战必大败！从七七事变那天起，我就说过，不能打，不能打。他们不听。蒋介石不听，那些黄埔生不听。那些被热血冲昏了头的学生不听。现在呢？南京丢了，武汉丢了，广州丢了，南昌也丢了。还有什么可丢的？”

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他写得很快，像怕那些字会跑掉。

那是他着名的《举一个例》，他要把南昌失守和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国防最高会议的“主和”记录捆绑在一起。

在1937年8月7日南京国防联席会议上，蒋介石主持会议，讨论的是“应战”还是“求和”。

他站起来说了很长一段话，核心意思只有一个：不能打，打不赢。

当时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可现在，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才是对的。

他要把蒋介石也拉下水。

你不是说要打吗？打的结果是什么？

是丢城，是失地，是几十万人死伤，是国土一寸一寸地沦丧。这难道就是你要的“胜利”？

他写得越来越快，字迹越来越潦草。写到后来，手都在抖，墨水滴在纸上，洇开一团黑色的污渍。

他要把这篇文章出去，让所有人都看到，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汪精卫才是那个真正看清了局势的人。

他搁下笔，把稿子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嘴角浮起一丝笑意。那笑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诡异，不是因为得意，是因为太久没有笑过了，脸上的肌肉已经不习惯这种表情。

周佛海在电话里还附了一句话：“委员长派谷正鼎送来护照和旅费，请先生赴欧。”

赴欧。去欧洲做什么？去当寓公？去当流亡者？去像那些被推翻的君主一样，住在瑞士的湖边别墅里，每天看报纸上关于中国的坏消息，等着哪一天有人请他们回去？他不去。他不是那种人。

他要去上海。去跟日本人谈。去成立新的政府。去“曲线救国”。

他要把蒋介石没有做到的事情做完，结束这场战争，让中国重新“和平”。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半尺。外面是河内的夜，安静得像是死了一样。

街灯昏暗，树影婆娑，偶尔有一辆人力车经过，车夫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敲出清脆的回响。远处有狗叫，叫了几声，又停了。

他想起南京，想起中山陵，想起那些曾经属于他的荣光。他做过国府主席，做过国民党副总裁，做过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他的声望曾经高到让蒋介石忌惮，高到让所有黄埔生都对他毕恭毕敬。现在呢？他躲在这栋潮湿的小楼里，像一个逃犯。

凭什么？乱世出英雄！他汪精卫就要做第一人！

他叫来陈璧君，让她收拾行李。陈璧君问他去哪儿，他说：“上海。我们回家。”

一天后，谷正鼎站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两张护照和一沓旅费，他刚从汪精卫那里回来，飞机落地后连口水都没喝，就直接赶到了黄山官邸。

蒋介石坐在椅子上，面前摊着地图，手里的红铅笔搁在一旁：“他怎么说？”

谷正鼎咽了口唾沫：“先生看了护照，没接。说了一句‘我不去欧洲’。”

蒋介石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用指节敲着桌面，一下，两下，三下。敲到第四下的时候，他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很短，像是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卡了一下。

“不去欧洲。他想去哪儿？”

谷正鼎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他想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