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杀过人,法庭会查。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两个冲绳警察上前,把那个日本男人押走了。
日本男人回头看了一眼,看到的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
那些面孔,有中国台湾人,有琉球人,有中国内陆人——都曾经是日本统治下的“臣民”。
如今,他们是管理者,他是被管理者。
世界,真的变了。
当南华占领区的管理体系初步建成时,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招募行动,正在中国各地展开。
招募的目标:懂日文的知识分子。
招募点的宣传很简单:“去日本报仇!当官!管日本人!”
消息传出,报名者如潮。
在上海,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教师报了名。
他叫陈文渊,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六年,日语流利。抗战期间,他的父母被日军杀害,他自己逃到大后方,当了中学教师。
“陈先生,您条件很好,可以直接录用。”招募官说。
陈文渊点头:“我要去日本,我要看着日本人赎罪。”
在北平,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报了名。
她叫张晓梅,在燕京大学学日语,还没毕业就赶上战争结束。她的未婚夫,死在淞沪会战。
“张小姐,您的日语水平怎么样?”招募官问。
张晓梅说:“学了两年,日常对话还行。”
招募官沉吟片刻:“您和日本有仇?”
“有。未婚夫死在日本人手里。”
“好,录用。先去南华培训半年,把日语练好,然后去日本。”
在重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先生报了名。
他叫李翰文,曾在日本留学十年,回国后当了外交官。他的女儿,死在重庆大轰炸里。
“李先生,您是资深外交官,日语肯定没问题。我们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招募官说。
李翰文点头:“我不当官,我只要看着日本人受审。那些战犯,我要一个个看着他们上绞刑架。”
南华在国内招募了约一万余名知识分子。他们中,真正懂日文的只有八百余人,其他人都是临时抱佛脚,报名后才开始学日语。
招募条件放宽了——只要和日本有仇,愿意学日语,背景清白,就优先录用。
这批知识分子,被分批送往日本,在福冈的培训中心接受为期三到六个月的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日语强化、行政管理、法律知识、占领区政策。
他们中,有从军经历的被调到各地警察局担任中高层管理者;有行政经验的被分到各市政府担任管理者;有法律背景的被分到战犯法庭担任司法人员。
李翰文主动要求下,他被任命为福冈战犯法庭的席法官助理。
上任第一天,他就主动早起晚睡加班,找出当年在重庆上空指挥轰炸的日军航空兵,并看着他们被枪毙;甚至,他自己几次亲手枪决了一些军官。
南华占领区的管理体系基本成型。
最高层:南华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
中层:各城市、各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部门负责人由南华军官和从国内招募的知识分子担任。台湾知识分子担任副职和重要职务。
基层:各乡镇、各街道的行政管理和警察系统。台湾人、冲绳人担任基层管理员,大陆劳工担任基层警察。
周启华向父亲周青云,电报提交了一份总结报告,报告中写道:
“南华在日本的占领区已建立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共录用冲绳人基层管理员一千二百人,台湾知识分子三千二百人,大陆劳工警察一万一千人,国内知识分子一万零五百人。另征调冲绳青壮年三万人、台湾青壮年六万人、大陆劳工幸存者一万人,组成准军事化警察队伍,约十万人。”
“占领区治安良好,战犯搜捕有序进行,工业拆迁接近完成,日本民众逐渐接受现实,占领区将完全稳定。”
周青云电报回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本人当初怎么对我们的,我们现在怎么对他们。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