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宇,一零年在西安一所艺术类大学读研。学校在本地名气不小,尤其以美术和设计专业着称,可真正让它出名的,不是学术,是那些在网上传了十几年的灵异帖子。开学前我刷过不少,什么半夜琴房有琴声、老教学楼走廊尽头有影子、水房的水龙头自己开,看得我后背凉,可我没当真——学艺术的嘛,想象力过剩,何况我自己就是学美术的,太清楚一个画面能被渲染成什么样了。
住进宿舍那天是个晴天,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把四人间照得亮堂堂的。室友老周、阿杜和小飞,都是正经考上来的研究生,头几天就混熟了。我性格外向,喜欢和人打招呼,整层楼的男生我几乎都认识——起码我以为我都认识。
开学两个多月后,一个下午,我在水房洗一件跨栏背心。水房不大,十几平米,一排锈迹斑斑的水龙头,瓷砖缝里嵌着黑乎乎的霉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漂白水和洗衣粉混在一起的刺鼻味道。我拧干背心正要走,门口进来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质睡衣,踩着蓝色的塑料拖鞋,头半干,像是刚从澡堂回来。我看了一眼他的脸,很普通,肤色偏白,五官没什么特点,可就是这张脸,我从来没在这层楼里见过。
我顺口问了一句“兄弟,没瞧见过你啊,你是哪房间的?”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上扬,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一个公式化的礼貌表情,眼睛里没有笑意。他轻声说“最后那间。”
最后那间。我当时没走脑子,只觉得整层楼三十几间宿舍,四人间、三人间、两人间混在一起,偶尔漏掉一两个人也正常。我说我住四零五,他点了点头,从我身边过去了。他走路没有声音,塑料拖鞋踩在水泥地上,连“啪嗒啪嗒”的动静都没有,像踩在棉花上。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
自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在楼道里碰见他。他不穿睡衣的时候,穿深色的卫衣和牛仔裤,永远是深色,灰、黑、藏蓝,没有一件亮色的衣服。他的头不长不短,总是半干不干的样子。每次碰面他都对我笑一下,我也回一个笑,偶尔说句“吃了吗”“回来了”,就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想过他是谁、住哪间,因为他太正常了,正常到不值得多想。
可他的正常里,总夹着一丝我说不上来的不对劲。比如他走路永远没有声音,比如他笑的时候嘴角的弧度永远一样,比如我从没在水房看见他洗衣服、在走廊看见他晾被子、在食堂看见他吃饭。他像一个人形立牌,被摆在了这层楼的某个角落,定时出现,定点消失。
第一件让我头皮麻的事,生在那年深秋。
那天下午我脑子乱,画稿子没灵感,一个人沿着走廊来回走。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坏了好几根,隔一盏亮一盏,光线昏昏暗暗的,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我从窗户看见外面的露天楼梯上站着一个人。
那个楼梯是铁架结构,漆皮剥落,露出锈红色的铁锈,栏杆只有成人膝盖高。他就站在栏杆的最顶端,双脚踩在不到十厘米宽的圆管上,面朝外面,一动不动。四楼。楼下是水泥地,停着几辆自行车,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顶上落了一层灰。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头顶。我不敢喊,怕吓着他。我慢慢靠近窗户,隔着玻璃盯着他。他站得很稳,稳得不正常,身体纹丝不动,像钉在那里的铁人。风从楼间的缝隙灌进来,把他的头吹起来,他的衣角在风里翻飞,可他的脚像是被焊在了铁管上,连晃都没有晃一下。他就那样站着,面朝着远处的教学楼和操场,像一个在等什么的人。
我站在窗户后面,心跳得咚咚响,犹豫了不知道多久——也许十秒,也许一分钟。我正想着要不要开门去拉他,他忽然回过头来。
是他。那个住在“最后那间”的男生。
他看见了我,嘴角微微往上牵了一下,然后轻飘飘地从栏杆上走了下来。不是跳,不是爬,就像下台阶一样,一步一步,从那个不到十厘米宽的圆管上,稳稳地走回了楼梯平台。他的动作从容得不像话,像是在平地上散步。我打开门冲出去,他已经站在平台上了,两只手插在卫衣口袋里,一脸平静,像什么都没生过。
“你干嘛呢?”我的声音比我想的要大,在空旷的楼梯间里来回撞。
他看着我,还是那个淡得几乎没有温度的笑“看风景。”
看风景。站在四楼栏杆上看风景。我没有揭穿他,也没有再问。我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注意安全”,转身走了。走回走廊的时候,我的后背在凉,不是害怕,是说不出的别扭。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嘴角在笑,眼睛没有。那双眼睛是空的,像两口枯井,什么都没有。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他。我想知道他住在哪一间,想弄明白他到底是谁。
没过几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从水房出来,手里端着脸盆,盆里放着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毛巾和一支挤瘪了的牙膏。我跟在他后面,保持五六步的距离。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在我的头顶出细微的嗡嗡声。他走得不快不慢,脚步轻得像猫,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一点声响都没有。他走过四零七、四零九、四一一,走过走廊中间那道防火门,一直走到走廊最深处。
走廊尽头有一扇门,暗红色的漆皮,没有门牌号,把手是旧的铜色,磨得亮。他把盆换到左手,右手拧开门把手,推门进去了。门关上的时候,门框上方的门牌位置是一片空白,连曾经贴过编号的痕迹都没有。
我站在远处,把那扇门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那扇门,就在走廊尽头,防火门再过去三十步的地方。
第二件怪事生在那之后不久。
那天下午我肚子疼,跑去厕所。男厕所的灯管坏了,只剩一盏日光灯在尽头的角落里苟延残喘,出忽明忽暗的白光,把整个厕所照得像一个巨大的暗房。我推开隔间的门,刚要进去,一抬头,看见对面隔间上方的矮墙上蹲着一个人。
那块矮墙只有二十多厘米宽,是隔间之间的隔断延伸上去的,离地将近两米高,平时从来没有人踩上去过。他就蹲在那里,两只手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像一只蹲在枝头的鸟。
又是他。
我皱着眉进去蹲下,一边解决一边抬头看他,越看越生气。厕所里的气味不好闻,潮湿的、酵的、混合着洁厕灵刺鼻的化学味。他蹲在那个又窄又脏的矮墙上,灰色卫衣的衣角垂下来,像一块褪了色的抹布。我忍不住说“哥们儿,你上次站栏杆,这次蹲墙上,你到底在干嘛?你这一下把我吓得差点使不上劲儿。”
他没笑,低下头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恶意,也没有友好,像看一块砖、一根水管,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件。然后他把头转回去了,继续面朝墙壁,一动不动。
我上完厕所洗了手,临走时又看了他一眼。他还蹲在那里,像一尊被人放错位置的雕塑。
回到宿舍,我跟室友老周借东西,顺嘴提了一句“你去厕所小心点,上次我跟你说那个神经病又来了,蹲在隔间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