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后者,那秦淮茹这场“苦肉计”的代价,就远比他预想的要大,甚至可能真的赌上了半条命。
这女人的狠绝,再次出了他的预估。
如果是前者……那医生的诊断,就可能存在某种“误判”或者“模糊地带”。
毕竟,六十年代的区医院,条件有限,对于这种突性、症状骇人但病因可能复杂的病例,诊断未必百分百精确。
尤其是当病人本身表现出强烈的“濒死”体征,又有“长期体弱”的背景时,医生做出“急性呼吸衰竭、严重并症”的判断,是相对“安全”和“常见”的。
“何雨柱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王建国继续问。
“还在医院守着吧。老张的声音带着同情和无奈,这小伙子,也是实心眼。厂里这边,他那个学习名额……领导的意思,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肯定去不成了。已经通知了部里,换了别人。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
果然。
王建国心中了然。
秦淮茹的目的,至少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傻柱的学习机会被取消,他本人被牢牢“钉”在了医院,钉在了对她的“愧疚”和“责任”上。
于海棠那边……恐怕更是雪上加霜。
“谢谢张主任,情况我了解了。何雨柱同志家里困难,厂里该关心的还是要关心。”
王建国结束了通话,语气平静。
放下电话,他站在电话亭边,点了一支烟,却没有抽,只是看着淡蓝色的烟雾在清冷的晨风中迅消散。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一些。
秦淮茹的“病情”被医院初步证实,这就让“苦肉计”的推测变得更加危险,也更难去验证或揭穿。
直接质疑医院的诊断?那是找死。
只能从侧面,寻找可能的疑点,或者,等待事情出现新的变化。
他需要去医院一趟吗?
不,暂时不需要。
他现在去医院,目标太明显,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联想。
以他和傻柱的关系,以他“部里干部”的身份,去医院探望“重病”的邻居,看似合理,但在眼下这个敏感时刻,任何额外的关注,都可能被过度解读。
他决定按兵不动,继续通过间接渠道了解情况,同时,启动昨晚构思的那个“引导”计划。
他掐灭烟头,转身朝部里走去。
脚步依旧沉稳,但大脑却在飞运转,将刚刚获得的信息与原有计划进行整合、修正。
到了部里,他先处理了几件紧急的公务,然后找了个由头,去了李秘书办公室。
李秘书正在整理文件,见他进来,笑着招呼。
王建国寒暄两句,看似随意地提起,
听说轧钢厂有个去石景山学习的名额临时换了人,因为原定人选家里出了急事,人差点没了,抢救了一夜。
李秘书果然知道这事,点头叹道,
“是啊,听说是个女工,长期劳累,突然就倒下了。人命关天,学习的事自然得让路。王处长认识那人?”
“不算熟,一个院的邻居。”
王建国语气平淡,带着点适当的感慨,
女人不容易,丈夫早没了,儿子不争气,婆婆瘫着,自己拖着俩孩子,硬撑了这么些年,这次怕是真熬不住了。
“医院怎么说?有希望吗?”
李秘书摇摇头,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只听说是急性什么衰竭,很危险。唉,这年头,谁家没本难念的经。”
王建国附和着,又聊了几句工作,便告辞出来。
从李秘书这里,他确认了两点:
一是秦淮茹的“病情”在部里这边也有了传闻,且被定性为“真病”、“重病”;
二是“学习让路”已成定局,无人觉得不妥。
舆论的基调,正在迅形成并固化。
他回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静静坐了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