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息声依然有,但更多地被吞咽食物和压低的说话声盖过。
尤其是孩子们那几桌,虽然被大人叮嘱要“安静”,但终究耐不住,很快便响起了轻微的争抢和嬉闹——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次难得的、可以放开肚皮吃别人家饭菜的机会,死亡的概念还很遥远。
王建国没有坐主桌,那是厂里干部、老师傅和贾家近亲的位置,他带着李秀芝和三个孩子,坐在靠边的一桌。
他安静地吃着,偶尔给身边的新民、新平夹一筷子豆腐或粉条,提醒新蕊慢点喝粥,别烫着。
他听着周围的谈话,看着人们脸上那迅消退的悲戚和重新浮现的、对食物乃至对生活的专注,心里一片冰凉的清明。
这就是人性,或者说,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质地。巨大的悲伤可以击垮一个人、一个家庭,但对于旁观的大多数来说,它更像一场需要短暂驻足、表达同情然后继续前行的仪式。
而仪式中那顿实实在在的饭,往往比仪式本身,更能凝聚人心,也更能暴露人心。
他没有鄙夷,也没有感动,只是觉得这一切都符合逻辑,都在预料之中。
李秀芝吃得很慢,没什么胃口,时不时担忧地看一眼沉默的丈夫,又看看隔壁桌强打精神应付来客的秦淮茹,眼神复杂。
三个孩子倒是很听话,安静地吃着,只是眼睛不时好奇地瞟向灵棚和那些陌生的、来来往往的大人。
丧事过后,生活似乎又慢慢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但贾家那个缺口,却真实地留在了那里,并且开始显现出它具体而残酷的形状。
厂里的事故调查很快有了初步结论,正如王建国所料:主要原因是设备(那台老式55o轧机)长期负荷运行,关键部件金属疲劳,检修记录不全,未能及时现隐患;次要原因是现场安全防护存在漏洞,以及“当事人在临近交班时可能存在操作疏忽或急躁情绪”。
结论四平八稳,各方责任都有所涉及,但主要板子打在了“设备老化”和“本人疏忽”上。
厂里被通报批评,要求全面检修设备,加强安全教育。
相关车间主任和安全员被记过或警告。
至于贾东旭,定性为“因公死亡”,也就是工伤。
接下来便是赔偿和抚恤方案。
厂里工会和劳资科的人,在街道干部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四合院,正式与贾家,主要是秦淮茹,贾张氏已经完全没了主意,只是哭。
提供了两个方案,由家属选择。
方案一:一次性支付抚恤金。
根据贾东旭的工资级别、工龄和对家庭的负担情况,计算出一笔钱,大约相当于他两三年的工资总和。一笔付清,以后厂里不再承担其他抚养责任。这笔钱在当时看来,不算少,能解燃眉之急。
方案二:由家属(限配偶)顶替进厂,保留贾东旭的二级工身份(但需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和考核,实际上会安排相对轻省的岗位),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
同时,厂里按月支付一定数额的子女抚养费,直到孩子成年。此外,一次性支付一笔数额小于方案一的丧葬补助费。
两个方案摆在面前,秦淮茹抱着棒梗,听着工会干部一条条的解释,脸色苍白,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贾张氏在旁边,一会儿说“要钱!拿现钱踏实!”,一会儿又哭“我儿没了,工作也没了,以后靠什么活啊……”
完全没了方寸。
易中海、刘海中、阎埠贵,还有院里几个年长的妇女,都围在一旁,七嘴八舌地出主意。
有说拿钱好,现在日子紧,有钱能买粮;有说还是顶替工作好,细水长流,有个铁饭碗;有说孩子小,秦淮茹去上班,棒梗谁带?
王建国没有参与这些讨论。
他坐在自家屋里,窗户开着,能清晰地听到中院的争论。
他呷了一口茶,心里明镜似的。
厂里给出这两个方案,看似给了选择,实则算计得很清楚。
方案一,一次性买断,干净利落,厂里后续麻烦少,但贾家坐吃山空,在那点抚恤金用完后,必然陷入更大的困境,到时候还是街道和国家的负担。
方案二,看似更负责任,保留了“工人阶级”身份,但让一个没什么文化、带着幼子的年轻寡妇顶替二级钳工岗位,本身就是个形式,厂里肯定会安排到最无关紧要、也最没前途的辅助岗位,比如仓库保管、后勤杂工之类,工资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
所谓“保留二级工身份”,更多是个名头和计算抚恤的基数。
但好处是,有了正式工作,就有了粮本、副食本和各种票证,有了每月固定的收入,虽然微薄,却能持续。
而且,有了“工人”身份,在街道、在院里,腰杆也能稍微硬一点,不容易被彻底看低。
他料定,秦淮茹最终会选择方案二。
这个女人外表柔弱,骨子里却有股韧劲,而且不傻。
她明白,坐吃山空不是办法,贾张氏不是能撑起家的人,棒梗还小,未来的日子漫长。
一份正式工作,哪怕再边缘,也是一层最基本的保障。
至于孩子,可以想办法,比如让婆婆白天看着,或者等到年龄送托儿所、幼儿园。
果然,经过几天的犹豫、商量,主要是易中海在帮忙分析利弊,秦淮茹最终红着眼圈,在街道干部和工会代表的见证下,选择了方案二:顶替进厂,保留贾东旭二级工身份,接受厂里安排的工作岗位,同时领取子女抚养费。
她没有立刻要求上岗,而是低声提出,孩子棒梗还太小,离不开人,她想等今年九月份,棒梗满了年龄,能送去上红星小学的学前班(当时小学大多附设学前班)后,再去厂里报到。
厂里和街道商量了一下,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了,只是这期间的抚养费会相应减少一些。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贾家的悲剧,以一种符合体制规则的方式,被纳入了处理的轨道。
赔偿方案确定后,院里关于贾家的议论焦点,也从最初的悲伤同情,迅转向了对秦淮茹未来工作的猜测。
“能分到啥好活儿?”“二级工的名头,怕是干一级工的活儿都勉强”
以及对那笔一次性补助和未来每月抚养费、工资的估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