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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2章 七易信仰终不悔民国第一奇人杨度（第1页）

【从人人唾骂的帝制祸，到隐于黑暗的红色特工！

一生七次改换信仰，杨度究竟是趋炎附势的投机小人，还是踏遍荆棘、以身试路的救国国士？】

民国各界人士驻足仰望，街头百姓议论纷纷，跨越千年的历代名臣武将凝神观望，万界观众的弹幕瞬间刷屏。

这位横跨晚清、民国、红色时代的传奇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就此完整揭开。

1875年，湖南湘潭一户书香人家迎来婴孩，便是杨度。

他天生记性群，过目成诵，十里八乡皆称“神童”。

十八岁考取秀才，十九岁高中举人，年纪轻轻便在湖湘士林崭露头角。

1895年，杨度拜入晚清大儒王闿运门下，潜心钻研独门帝王之学。

师徒二人朝夕相伴，王闿运十分赏识这个弟子的惊世才华，却也早已看穿他的心性。

一日授课完毕，王闿运望着远去的杨度背影，捻须轻叹“此子天赋冠绝当世，只是心志摇摆，前路注定坎坷。”

学成之后，杨度欲一展抱负。

19o3年清廷开设经济特科选拔人才，他提笔应试，一举拿下一等第二名。

可他策论中针砭时弊、直言朝政弊病的文字，被守旧官员扣上“勾结革命党”的帽子。

朝廷当即下令除名通缉，杨度无奈之下，只得仓促收拾行装，流亡日本避难。

身在异国，家国之忧萦绕心头。

面对梁启《少年中国说》掀起的思潮，杨度挥毫写下《湖南少年歌》。

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传遍留日学子圈子时，无数热血青年为之沸腾。

凭借才气与傲骨，杨度顺势成为留日学生中的领袖人物。

在日本期间，杨度进入法政大学深耕宪政知识，整日研读各国政体制度。

他与孙、黄相交甚笃，三人时常围坐论道，可在救国路线上却水火不容。

孙先生数次恳切劝说“如今清廷腐朽，唯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中华方能新生！皙子何不加入同盟会，共图大业？”

杨度却连连摇头，语气坚定“国人蒙昧已久，骤行共和必生大乱。唯有君主立宪，才是当下救国正道。”

几番辩论下来，二人政见始终无法相融。

19o7年，杨度归国，凭借深厚的宪政学识成为清廷宪政编查馆核心官员。

当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归国后递交的长篇报告，实则是杨度与梁启联手捉刀撰写，他也成了清末立宪运动名副其实的幕后推手。

辛亥革命枪响，王朝覆灭，乱世之中杨度认定，手握实权的袁世凯是唯一能推行君主立宪的强者。

他主动投身袁世凯麾下，成为其席谋士。

1915年，《君宪救国论》横空出世，文中字字力证帝制才是中国出路。

袁世凯读后龙颜大悦，亲笔题写“旷代逸才”四字匾额赠予杨度，对其寄予厚望。

同年八月，杨度牵头联合严复、刘师培等人成立筹安会，自任理事长，公然为袁世凯称帝造势。

为制造“全民拥护帝制”的假象，他花样百出，派人组织起五花八门的请愿团

沿街乞讨的乞丐组队游行，风月场所的女子上街呼喊，甚至街头小贩、杂役都被裹挟其中。

北京城内外闹剧连连，乌烟瘴气，沦为天下笑柄。

可逆天而行的美梦终究短暂。

袁世凯称帝迅败亡，杨度被举国声讨，位列“帝制祸”第一名，遭到全国通缉。面对漫天骂名，他毫无悔意，当众朗声宣告“帝制运动虽败，但我心中的救国主张，分毫未改！”

背负骂名、四处躲藏的杨度心灰意冷，避入天津租界，一头扎进佛学之中，自号“虎禅师”。

青灯古佛相伴的岁月里，他日日打坐参禅，试图从佛学“无我”之道中找到救国答案。

可日复一日的思索，终究让他明白，佛法能渡人心，却救不了积贫积弱的国家。

1922年，杨度辗转来到上海，机缘巧合之下结识李大钊。

二人促膝长谈，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理念，如一道强光划破了杨度心中的迷雾。

李大钊的家国情怀与坚定信仰，深深打动了这位几经迷茫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