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监室,苏凌云开始研究怎么给药。
她把药片倒在手心里。阿莫西林是白色的大药片,直径过一厘米,厚实,很难均匀掰开。她试了试,药片只是裂成不规则的几块,碎屑撒了一手。
“得磨成粉,再分成等份。”何秀莲用手语建议。
但怎么磨?监狱里没有研钵,没有精准的秤。最后她们想了个笨办法:把药片放在两张纸中间,用熨斗的底部(凉的)使劲碾,碾成粉末,然后尽量均匀地分成六份——理论上一天三次,每次半片,两天的量。
但这只是理论。
实际分的时候,粉末会粘在纸上,会洒出来,会不均匀。苏凌云尽量小心,但知道误差肯定很大。
止咳药和退烧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氨溴索是小一点的药片,但依然不好掰。对乙酰氨基酚是胶囊,里面是粉末,更麻烦——她们只能打开胶囊,把粉末倒出来分。
整个过程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分好的药粉用裁成小方块的纸包起来,像一包包微型毒品。苏凌云在每个纸包上做了标记:a(抗生素)、c(止咳)、F(退烧)。
晚上睡觉前,她给小雪花喂了第一次药。
把药粉倒进小半杯温水里,搅拌,看着小雪花喝下去。药粉溶解不完全,杯底有沉淀,小雪花喝到最后皱起了脸:“苦……”
“良药苦口。”苏凌云摸摸她的头,“喝了药,晚上就能睡好了。”
小雪花点点头,躺下了。
但那天晚上,咳嗽并没有好转。
反而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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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小雪花开始咳痰。
不是偶尔咳出一口,是频繁地咳,每次咳嗽都带着明显的痰音。痰的颜色从淡黄色变成黄绿色,粘稠,有时还带着血丝。
苏凌云更担心了。
她白天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小雪花。洗衣房的活,何秀莲和林小火帮她分担了大部分,她只做些轻省的计算工作。每隔两小时,她就给小雪花量一次体温——用的是从医务室“借”来的体温计(其实是用一包香烟跟护工换的临时使用权)。
体温在缓慢上升:上午37度8,下午38度2,晚上又降到37度5。
像坐过山车。
更糟糕的是,小雪花开始没胃口。午饭只吃了小半碗粥,晚饭几乎没动。人肉眼可见地蔫了,眼睛失去神采,大部分时间蜷在床上,不说话,只是偶尔咳嗽。
何秀莲用旧棉布缝了几个口罩,内层垫上从食堂偷来的干薄荷叶——据说薄荷能缓解呼吸道不适。小雪花戴上后,咳嗽确实稍微轻了些,但呼吸的声音变得粗重,像拉风箱。
林小火急得团团转:“这药不管用啊!要不要再去医务室?”
苏凌云也在犹豫。
再去医务室,林白医生恐怕也没什么新办法。药已经开了,剂量已经调整了,剩下的只能靠身体自己扛。而监狱的医疗条件,就这么多。
“也许需要更好的药。”何秀莲用手语说,“我听说……黑市能弄到儿童药。”
黑市。
监狱里的地下交易网络,什么都卖:香烟、零食、化妆品,偶尔也有药品。但价格昂贵,而且真假难辨。
苏凌云手里有一些积分——是之前帮其他囚犯记账、算账挣来的“外快”。本来打算攒着,等将来有机会时用。现在……
“我去打听打听。”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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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的黑市交易,有一套复杂的暗号系统。
想要买东西,不能直接问“哪里有药卖”,得用隐语。苏凌云通过何秀莲的手语网络,联系上一个据说“有点门路”的女囚——外号“药婆”,五十多岁,因非法行医入狱,在监狱里依然偷偷做些小买卖。
两人约在图书馆见面,假装是偶然碰到的。
“听说你手里有‘糖’?”苏凌云用暗语问。在黑市行话里,“糖”可以指任何能入口的东西,包括药品。
药婆眯着眼睛打量她:“那要看是什么‘糖’。有的甜,有的苦,有的贵。”
“治咳嗽的‘糖’,小孩吃的。”
药婆懂了:“支气管炎?肺炎?”
“医生说是支气管炎。”
药婆想了想:“我这儿有瓶止咳糖浆,儿童用的。但价格不便宜。”
“多少?”
药婆伸出三根手指:“三百积分。”
苏凌云倒吸一口凉气。三百积分,相当于她一个半月的全部劳动所得。而且这还只是一瓶糖浆,不包含抗生素。
“能不能少点?我只有两百积分。”
药婆摇头:“这货难弄。外面带进来的,风险大。三百,一分不能少。要抗生素另算。”
苏凌云咬牙:“先要糖浆。抗生素……我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