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晋在出那封征询“破坏性意见”的邮件后,预期会收到零散反馈,却没想到它像一个投入静水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一圈圈向外推去,触及了他从未预见的岸边。
最先找来的,是一位地方师范院校的青年教师。
她自我介绍叫周敏,教教育研究方法,是在学术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了高晋的论文草稿摘要。“我不是做社会学的,”她有些拘谨,“但我一直在想,怎么让我们的学生——那些将来要去乡镇小学当老师的年轻人——理解什么是‘好的教育’,而不是只会背教案、填表格。您论文里那个‘有序试探’的概念,我读了好几遍。”
她顿了顿:“我想把它带进课堂。不是当理论讲,是让学生去乡镇小学里,找那些‘非正式的、被忽略的、但孩子们明显更喜欢’的教学瞬间,记录、分析、然后试着设计一个自己的‘微小试探’。可以吗?”
高晋沉默了几秒。论文尚未表,概念尚未成熟,甚至他自己还在犹豫是否应该更大胆地提出假设。但此刻,这些疑虑忽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可以,”他说,“如果有什么需要讨论的,随时联系我。”
周敏道谢后挂断电话。高晋在窗前站了很久。他意识到,这篇他试图小心翼翼地限定边界、标注局限性的论文,一旦离开作者的掌心,便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会去往作者无法控制的方向,与陌生的土壤生反应,长出意料之外的形态。
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有序试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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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的课程进入了第二期。
“教学探微空间”保留了下来,名字没变,但形态悄悄生长。王处长争取到了一个小型教改项目,不算正式编制,但有微薄经费,可以用来支付学生助研津贴和邀请校外评议人。更关键的是,副校长同意将“探微空间”列为“教师专业展自主实验项目”,允许其采用与常规教学评价不同的“叙事性评估”方式——以三年为期,每年提交一份实践案例集,而非量化评分表。
这是体制缝隙里开出的一朵小花。陈涛知道它脆弱,也知道它随时可能因领导换届或评估指标调整而凋零。但他同样知道,花朵存在的本身就是种子。
这一期的参与者多了一位新成员:来自数学系的林老师。五十多岁,教了一辈子微积分,沉默寡言,从不参加教学培训。陈涛本以为他是被行政指派来凑数的,直到林老师在第一次讨论会上开口。
“我去年查出了早期胃癌,手术后在家休养了半年。”他语气平淡,像在陈述一道题的解法,“生病的时候想,我这辈子到底教会了学生什么。极限、导数、积分,三年后不用的全忘了。那些还记得的,可能是我有一次讲牛顿和莱布尼茨吵架,吵完各自回家继续算题;或者是我从不擦掉学生写错的推导,在旁边画个问号,让他们自己回来改。这些都是‘不正经’的东西,不在教案里,没法考核。”
他停顿了一下:“我想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资格被叫做‘教学’。”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陈涛说:“林老师,欢迎你来。”
他开始理解,“探微空间”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能孵化出多少“可推广的创新教学法”,而在于它为那些长久以来无法在正式评价体系中声的教学实践,提供了一个被听见的合法空间。在这里,“经验”不必先转化为“指标”才有资格存在。
就像那位做酱菜的老伯,不必先成为品牌才能守住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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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团队的“安全叙事工作坊”在另一家工厂落地了。
这次不是他们主动联系的。一位在第一次会议上反对附录方案的专家,私下给他了封邮件。
“我回去后想了很久,”专家写道,“我们争论的是责任,但一线工人面临的是风险。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审标准条文,写‘应建立机制’、‘须制定预案’,离那个听到异响、必须在几秒内决定是否停机的瞬间,确实太远了。”
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担任顾问的一家大型装备制造企业,正在推行“安全文化年”活动,苦于找不到真正能触动人心的形式。传统的安全宣贯是挂横幅、放警示片、开罚单,工人麻木了。他建议企业请李明团队来做一期叙事工作坊。
“我需要提醒你,”专家在邮件最后说,“企业邀请你们,是因为希望‘提升员工安全意识’。你们进去后会现,工人想说的未必是企业想听的。那些设备老化但报修流程冗长、考核压力导致隐瞒小事故、老员工用土办法解决设计缺陷——这些叙事,企业高层愿不愿意听,听了之后愿不愿意改,是未知数。”
李明把邮件转给团队成员。
“去不去?”他问。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最终,大家同意去。前提有三:第一,工作坊参与者完全自愿,不列入考勤;第二,所有故事匿名化处理,且最终汇编需经讲述者确认;第三,企业需承诺,不因工作坊中暴露的任何问题追究员工责任。
企业答应了。
工作坊在一间闲置的旧会议室进行。来的人比预想多,门口的塑料凳加了一排又一排。第一个言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维修工,手背上有道旧疤。他讲的是三年前一次夜班抢修:进口设备的某个轴承设计有缺陷,按标准流程需停机三天更换总成,但客户催货期。他师傅用自制的工具做了个临时支撑,让设备先跑完这批订单,再在月度保养时一次性更换。这个“土办法”后来被车间私下传开,但谁也不敢写进维修记录。
“我师傅去年退休了,”维修工说,“走之前跟我说,那套工具留给你了,用不用你自己掂量。我不知道该不该用。用了,算违规;不用,看着设备趴窝等零件海运来,急。”
会议室里有人叹气,有人沉默。坐在角落的企业安全总监没有打断,只是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工作坊结束后,李明问安全总监的感受。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这些事,我知道一部分,但没这么细。”他说,“你们那个附录方案,我原来觉得多此一举——标准就是标准,哪来什么‘非强制性参考’。现在想,如果标准是地图,你们是在地图上标出那些‘未硬化的路’。有些车不敢开,有些车想试试,有些车开过去了回来说,路虽不平,但能通。”
他顿了顿:“地图不应该只有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