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oo8年5月5日,晴。
韩老师今天找我谈话,建议我退一步,做技术顾问而不是主刀。我同意了。
他说我要学会妥协,学会分享控制权。我答应会试试。
但我必须承认,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个方案。
如果主刀医生的判断和我不一致怎么办?如果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保守而不是继续怎么办?
我不知道。
所以我保留了备用方案。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我还有其他选择。
也许韩老师是对的,也许我太执着了。
但如果不执着,我拿什么救她?
妥协,是为了在体制内前进。
但如果体制不让我救她,那我就只能绕过体制。
这不是我想要的。
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
他合上日记本,放回抽屉。
姜以夏端着两杯水回来:“在写什么?“
“工作笔记。“林煜接过水杯,“记录一些想法。“
“那你继续,我去洗个澡。“姜以夏走向浴室。
林煜坐在书桌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修订方案。
他会认真执行这个方案,会配合团队,会尽量做一个“合格的技术顾问“。
但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他也在悄悄准备另一条路。
那条路现在还很模糊,他不知道具体会怎么走。
但他知道,如果需要,他会走。
窗外,北京的夜空很黑,看不到星星。
老居民楼的灯光零零星星,像某种疲惫的坚持。
林煜关掉电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母亲倒下的那个夜晚——2oo3年5月,厨房里,她突然捂住头,然后倒在地上。
那时他还在县一中,接到电话冲回家时,母亲已经被送进医院。
医生说,脑动脉瘤破裂,抢救及时,保住了命,但可能醒不过来。
那一刻,十五岁的林煜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无力。
他能“看见“物理规则,能理解抛物线和动量守恒,但他救不了倒在地上的母亲。
那种无力感,像一根刺,扎在心里,五年了,从未消失。
现在,他有了snetce论文,有了cdas,有了全国最好的医疗团队。
他不再无力了。
但新的困境出现了——体制,伦理,规则。
这些东西不是技术难题,不能用公式推导,不能用数据解决。
韩教授说,要学会妥协。
但林煜不确定,自己能妥协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