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看到我高兴的样子,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对了,”父亲像是想起什么重要的事,语气认真了些,“刚才在走廊拐角碰见费政老师了,风风火火的,提着一网兜苹果。他代表学校来看你,见你还睡着,就没进来打扰。东西放护士站了,让我转告你:安心养病!落下的功课不用着急上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养好了本钱,才能打硬仗!楚主任和你们孙老师也都托他带好,让你放宽心。”
“好的,老爸!我知道了!他们都是好老师!我一定会尽快好起来的,然后迎头赶上,放心吧!”我宽慰着同样为我担心的父亲。
提到师长们的关心,我心头那份因落选而焦灼燃烧的火焰,似乎被浇上了一捧温凉的泉水,滋滋作响间,那份焦灼感淡去了些许,留下湿漉漉的沉重。
刘德华歌声在我的耳畔萦绕,思绪不受控制地飘飞,瞬间又被拉回那个冰冷刺骨、彻底改变轨迹的下午——
回忆:1995年12月29日,下午,油田一中选拔考试物理考场。
肃杀的气氛几乎凝成实质,压迫着每一个考生的神经。
崭新的试卷带着油墨特有的微苦气味分下来,我深吸一口气,努力摒弃杂念,目光迅扫向分值最大的几道综合题。
大脑高运转,公式、模型、解题路径在意识中快构建……就在思路渐趋清晰,笔尖悬在卷面上方,即将落下第一个字符的瞬间!
毫无预兆!腹腔深处猛地爆开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仿佛有一只无形而冰冷的手,带着烧红的铁钩,狠狠捅入,攥住内脏疯狂地拧绞、撕扯!
冷汗瞬间如瀑般涌出,浸透了贴身的棉毛衫,冰冷的黏腻感紧贴着皮肤。
眼前试卷上那些清晰的铅字,像被投入沸水般剧烈地晃动、扭曲、变形、融化,视野的边缘被浓稠粘腻的黑暗以惊人的度吞噬、收拢……
我徒劳地试图抓住冰凉的金属桌沿,指尖却软绵绵地使不出半分力气,只有指甲划过桌面出“刺啦”一声短促的、令人牙酸的锐响。
紧接着,是身体失去平衡带翻木椅的沉重“哐当”声,以及周围同学压抑不住的、此起彼伏的惊呼……再然后,是无边无际、令人窒息的死寂黑暗。
再恢复一丝模糊意识时,先感知到的是油田总医院病房那惨白得刺眼的天花板。
急性轻症胰腺炎——这是后来父母流着泪转述的诊断。
万幸送医极其及时,油田总医院经验丰富的外科专家在急诊评估后,当机立断为我施行了腹腔镜下胰腺被膜切开减压引流术(一种在当时油田医院算得上先进的微创手术)。
手术过程顺利。主治医生对守在手术室外、几乎崩溃的父母这样解释:“现得非常及时,处理措施果断得当。是轻症坏死型,范围局限,手术很成功!预后良好,只要后续严格遵守医嘱康复,不会留下严重后遗症。”
然而,这“及时”与“成功”的代价,是我彻底、狼狈地退出了那条通往油田一中的、千军万马争夺的独木桥。
住院的日子,是时间被无限拉长的灰色煎熬。
身上插着引流管,冰凉的塑胶管像异形的藤蔓,从腹部敷料下蜿蜒而出,连接着挂在床边的引流袋,袋子里是淡红或暗黄的液体,无声地记录着身体的抗争。
手臂上埋着留置针,透明的胶布固定着针头,连接着上方悬挂的各种药液:抑制胰酶分泌的加贝酯、广谱抗生素、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的葡萄糖和盐水……它们昼夜不息地滴注,维系着生命的基本运转。
医生和护士的叮嘱如同铁律,每日重复,字字千钧:绝对禁食!绝对禁水!任何一点食物或水的摄入,都可能重新激活那暴虐的胰酶,引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干渴的感觉如同置身沙漠核心,嘴唇干裂起皮,喉咙灼烧,每一次吞咽都带着血腥气,却只能用蘸了温水的棉签,极其吝啬地、小心翼翼地湿润一下唇瓣。
每一次试图翻身,每一次难以抑制的咳嗽,都会猛烈地牵扯到腹部的伤口,带来一阵尖锐的、令人眼前黑的剧痛,每一次都逼得我牙关紧咬,倒吸冷气,额上瞬间布满冷汗。
母亲向单位请了长假,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边,眼里的血丝和眼下的乌青一天比一天深重。
父亲则像个高旋转的陀螺,在油建公司繁忙的工地、学校(为我办理各种手续、听取老师意见)和医院这三地之间疲于奔命。
在我深度昏迷、浑浑噩噩的那几天里,母亲后来红着眼圈告诉我,就在跨年的前后——1995年12月31日的傍晚,以及1996年元旦那天的上午,晓晓都偷偷溜出家里,顶着寒风跑到医院来看我。
她趴在床边,握着我没打针的手,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后来终于忍不住,把脸埋在被子里,肩膀一耸一耸地,无声地哭了很久。
还有,四中的年级主任“楚霸王”楚江南、以严厉着称的物理老师费政、我们三班的班主任孙平老师,以及四班的班主任“莫阎王”莫斯理老师,他们代表学校也一起来探望过,提来了水果罐头和麦乳精之类的营养品。他们围在床边,低声向父母询问情况,语气沉重而关切。可惜那时,我深陷在药物和病痛制造的混沌深渊里,对这些沉甸甸的关怀与叹息,毫无知觉。
时间在冰冷的点滴声和窗外呼啸的风雪声中,缓慢地爬行。万幸,得益于手术的及时和病情的相对较轻,身体的恢复度出了医生最初的预判。
术后第五天(1996年1月3日),在医生谨慎的评估后,我被允许用汤匙尝试着喝下第一小口温开水——那清冽的液体滑过干涸灼痛的喉咙,带来的慰藉感几乎让我落下泪来。
术后第七天(1月5日),食谱升级为几口熬得几乎看不见米粒、稀薄如水、寡淡无味的米汤。
终于,在昨天,也就是术后第十天(1996年1月7日),我迎来了住院以来“最丰盛”的一餐:几勺同样熬得稀烂、但总算能称之为“粥”的米糊。
每一次饮食“禁令”的松动,都像黑暗隧道尽头透出的一线微光,是一场微小却意义重大的重生庆典。
腹部的疼痛感在药物的控制下日渐减轻,从持续的、难以忍受的锐痛,逐渐转变为间歇性的、可以忍受的闷胀和牵扯感。
那个象征着体内战场尚未完全平息的引流袋,也终于在昨天被医生评估后,小心翼翼地拔除了。身体,正艰难地、一点点地夺回控制权。
然后,就是昨天那个猝不及防的下午——晓晓的到来。
她像一道带着冬日寒气的阳光,猛地撞开了病房门,带着外面的风雪味道冲了进来。
当她看到我虚弱苍白、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的样子,那双总是盛满笑意和活力的大眼睛瞬间就蓄满了泪水,如同断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她带来的那份油田一中选拔考试录取名单和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分数,就像一把无比锋利的双刃剑刺入我的胸膛。
一面是寒光闪闪,瞬间在我与他们之间划开一道清晰而冰冷的鸿沟,让我无比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与那条理想航道之间骤然拉开的、令人绝望的距离;另一面,又反射着朋友们努力拼搏后收获成功的耀眼光芒,让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这冰与火的交织,形成了昨日病房里最复杂难言的底色。
“小羽?”父亲带着关切的询问将我从那片冰火交织的回忆沼泽里拉回现实的病房,“想什么呢?眉头皱得这么紧?是不是……还在琢磨考试那档子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