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洗衣房,把消息告诉了其他人。那对带着婴儿的年轻夫妇——丈夫叫杰克,妻子叫艾米丽——脸色惨白。他们的房间在旅馆的另一侧,屋顶被掀了,所有行李都被卷走了。那个老太太叫玛格丽特,七十三岁,在卡那封住了五十年,她说她经历过十七个气旋,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975年的‘琼’,”她坐在折叠床上,抱着小雅,“那时候我还年轻,住在海边的小屋里。风把屋顶吹跑了,我躲在浴缸里,盖着床垫,熬了一夜。第二天出来,邻居家的房子没了,人也没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小雅坐在她腿上,安安静静地听着,不时抬起头看我的脸。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快了,宝贝。快了。”
我不知道“快了”是什么意思。回家——回哪个家?回我们在北半球那个小小的公寓?回那个有暖气和i-Fi、有外卖和快递、有学校和市的世界?那个世界现在在哪里?隔着整片被气旋搅碎的天空,隔着两千公里的荒芜海岸线,隔着这片无处不在的血红。
上午十点左右,我和杰克决定出去探路。格雷格留在旅馆照看女人们和孩子。我们沿着主街往南走,踩着齐踝深的泥浆和碎屑。
杰克是个三十出头的程序员,来自悉尼,带着妻子和三个月大的儿子来西澳度假。他说他们本来打算去珀斯,但想在路上看看鲨鱼湾,就停在了卡那封。
“我妻子一直在哭,”他低声说,“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们的儿子。他叫奥利弗。他才三个月大。我们带的奶粉只够两天的了。如果救援不来……”
他没有说下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主街的尽头是一个小型购物中心,现在只剩下一个扭曲的钢结构框架,像一具恐龙的骨架。一个巨大的“co1es”市招牌倒在停车场里,被泥浆半埋着。停车场上停着十几辆车,大部分被掀翻了,有几辆叠在一起,像孩子的玩具。
“市里也许有物资,”杰克说,“但我不敢进去。结构不稳定。”
我点了点头。我们在购物中心外围转了一圈,找到了几箱被水浸泡过的瓶装水和一些散落的罐头食品。我们捡了十几罐,用一件从废墟里翻出来的t恤包着,带回了旅馆。
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它半埋在泥浆里,露出一个弧形的边缘,白色的,光滑的。我蹲下来,用手扒开周围的碎屑——
那是一个婴儿的头骨。
很小,很小,小到可以托在掌心里。它不属于任何现代人类——它的颜色和质地表明它已经在地下埋了很多年。也许是原住民的墓地,被风暴潮冲刷开了,把深埋地下的东西翻到了地表。
我把它放回泥浆里,站起来,继续走。
我没有告诉杰克。
回到旅馆后,我们把罐头分给了所有人。格雷格的煤气炉还能用,他煮了一锅热水,每个人分到了一杯。小雅喝了半杯,把剩下的半杯递给我:“爸爸喝。”
我接过来,嘴唇碰到温水的时候,眼眶忽然热了一下。
下午,血红天空开始变暗。
不是变回正常的蓝色,而是从鲜红变成暗红,像凝固的血液在氧化。太阳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但云层本身也是红色的——整个天空像一块巨大的、炎的组织,覆盖在大地的伤口上。
小雅坐在洗衣房门口,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画。她画了一个房子,画了三个人,然后在房子的上方画了一个大大的圆。
“这是什么?”我问她。
“太阳呀。”
“太阳是什么颜色的?”
她想了想,用树枝在泥地上涂了一个红色的圆。
“红色的,”她说,“今天的太阳是红色的。”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她是对的——太阳透过血红色的天幕,确实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红色,像一颗快要熄灭的余烬。
潇潇走过来,靠在我肩膀上。她的身体在微微抖。
“陈默,你有没有觉得……空气里有股味道?”
我嗅了嗅。确实有一股气味,很淡,但很明确。不是海水,不是泥浆,不是碎屑——而是一种金属的、铁锈般的味道。
血腥味。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是海里的浮游生物,”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说,“气旋把大量的藻类搅碎了,释放出一些……一些有机化合物。没事的。”
潇潇没有说话。她只是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的掌心。
那天晚上,我们挤在洗衣房里过夜。格雷格找来几块防水的帆布,挂在塌了一半的天花板上,勉强挡住了夜风。气温骤降,我们把所有能找到的衣物都裹在身上。小雅睡在我和潇潇中间,像一只小小的、温暖的火炉。
我没有睡。
我坐在黑暗中,听着风声——不是气旋的风,而是气旋过后那种持续的、稳定的季风。它吹过废墟的时候,会出一种哨音,像有人在远处吹着一支走调的笛子。
我想到那片血红色的天空。
我想到那个婴儿的头骨。
我想到市门口那些叠在一起的汽车。
我想到鲨鱼湾里那些被连根拔起的叠层石——三十五亿年的生命,熬过了冰河期、熬过了陨石撞击、熬过了大陆的漂移和海洋的变迁,却在2o26年3月的最后一天,被一场风暴结束了。
而我们呢?
我们这些自以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我们这些盖了房子、修了公路、架了信号塔的人类——在五级气旋面前,我们和那些叠层石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都是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