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杨家私宅。
书房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盏吊灯洒下昏黄的光。
薛玲荣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后,从凌晨到现在已经坐了整整一夜了。
桌上摊开的不是文件,而是一沓银行对账单、法院裁定书的复印件,还有几封律师函。
每一张纸都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让她喘不过气。
薛氏集团破产清算进入第二阶段,所有固定资产进入拍卖程序。
大哥薛兆梁因涉嫌转移资产、妨碍司法,被正式刑事立案,羁押待审。
金陵老家那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几位叔伯开始互相指责,亲戚们上门讨债……
而她的丈夫杨远清,自从上次她逼他救薛家后,已经整整一周没有回家。
在这种内外交困、心力交瘁的持续高压下,很多事情被暂时搁置,甚至遗忘了。
比如,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
她不是完全没想起。
偶尔在深夜独自面对空旷的卧室时,她会想起杨旭,心里掠过一丝混杂着愧疚和期盼。
愧疚于这段时间的疏于关心,期盼于……期盼他能懂事,能在那个自由世界好好待着。
她安慰自己:送他出去是对的,至少避开了国内的牢狱之灾。
算算时间,伯克利那边……应该已经开学了吧?
有专业的张伯照料,有阿勇在一旁看着,再怎么样,总不至于出大乱子。
等熬过薛家这道坎,再好好补偿他,替他谋划未来。
正是这种疲惫催生的自我麻醉,让她一次次忽略了手机电话,忽略了邮箱里标记着“紧急”的海外邮件。
张伯和阿勇尝试联系过她多次,电话要么被助理以“薛总在开会”挡掉,要么接通后被她匆匆几句“我知道了,先稳住他,等我忙完这阵”打断。
她没心思,也没精力去听那些琐碎的“少爷今天去了哪个派对”、“买了什么新玩意儿”的汇报。在她此刻的认知里,他还只是个孩子,能惹出什么大乱子。
直到这天。
电话响起时,薛玲荣几乎是条件反射地伸手去接。
她以为是杨远清,或者至少是哪里有什么转机。
但屏幕上显示的,是那个熟悉的国际长途号码。
“喂?”她的声音干涩。
“夫人,是我,老张。”电话那头是张伯张伯的声音,远隔重洋,信号有些飘忽,但语气里的焦急掩饰不住,“我……我实在没办法了,才给您打这个电话。”
薛玲荣的心猛地一沉。
张伯是她花重金从香港请来的职业管家,有二十年服务豪门子弟的经验,精通英语、粤语、普通话,熟悉美国生活。
她把他派到杨旭身边,就是为了让儿子在异国他乡有人照顾,有人约束。
“张伯,怎么了?是不是小旭又闯祸了?”薛玲荣强作镇定,“是学校那边有什么事?还是开车违章了?花钱摆平就是了,不要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学校?”张伯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近乎绝望的荒谬感,“夫人,少爷他……他压根就没去学校几次!伯克利那边早就过警告邮件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可能要劝退!”
“什么?!”薛玲荣的声调猛地拔高。
“不止这个,”张伯的语加快,像是要把积压多日的惊恐一股脑倒出来。
“少爷到了这边,只老实了不到三天!在酒吧认识了一群本地……不是什么正经学生,就是地痞流氓、辍学的混混、还有什么独立艺术家!从那以后,他就彻底变了个人!”
“他每天都在挥霍,花钱像流水一样!买名表,买跑车,请那帮人天天泡在最贵的夜店、私人会所!聚众闹事、打架斗殴……警察都来过两次了,都是靠钱和找律师摆平的!”
薛玲荣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开始白,呼吸变得粗重。
说着,张伯的声音更低了,“而且……少爷他……他可能……染上毒瘾了。”
“什么?!”薛玲荣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你说清楚!什么毒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