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说得很慢,“在东北,一个五十岁的机床工人,下岗后在街边摆摊修自行车。他修了一辈子精密零件,现在每天跟生锈的车链条打交道。他说,不丢人,能养活家人就行。”
“在山西,一个煤矿女工,四十五岁下岗,去饭店刷盘子。手上全是冻疮,但她笑着说,总比在井下安全。”
“在武汉,一家三口都在纺织厂,2ooo年厂子改制,全家人同时下岗。父亲去建筑工地,母亲做保洁,女儿……刚考上大学,差点因为交不起学费退学。”
他每说一个例子,台下就安静一分。
这些故事,在2oo1年的华夏,并不罕见。
只是很少有人会在这样的场合,在这样的聚光灯下,把它们说出来。
“改革是必须的。”杨帆抬起头,眼神坚定。
“没有人能否认,国企改革让华夏经济卸下了沉重的包袱,让市场重新焕活力。但改革的阵痛,是真实存在的。那些告别旧体制的人,他们不是数字,不是报表上的成本削减,他们是我们的父辈,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大屏幕上的数据继续滚动:
2oo1年中央文件指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当前突出的问题”。
到2ooo年底,农村贫困人口温饱“基本解决”,但巩固成果、展增收的任务依然艰巨。
“农民。”杨帆吐出这两个字,“华夏有八亿农民。2oo1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多少?2366元。平均到每个月,197块钱。”
“197块钱,在京都沪市,可能只够吃几顿饭。但在农村,要支撑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吃饭、穿衣、孩子上学、老人看病。”
他顿了顿:“而且这197块钱,还不一定拿得到。因为很多农民种的东西,卖不出去。”
身后屏幕上出现一组照片。
河南洛阳,一个水果批市场。
时间是2oo1年12月28日,拍摄者是扬帆科技的调研团队。
照片里,成箱的苹果、橘子、梨堆积如山。
一些箱子已经破损,腐烂的水果流出黏稠的汁液。几个商贩蹲在摊位前,眼神空洞。
“这是洛阳最大的水果批市场。”杨帆的声音从照片背后传来。
“三天前,我们的团队在那里。当时气温零下三度,但这些水果不能冻,只能堆在露天。商贩告诉我们,从山东、陕西、新疆运来的水果,今年特别多。但市场就这么大,买的人就这么多。”
“他们试过拉到更远的地方去卖,但运费贵,损耗大,算下来还不如烂在这里。”
照片切换。
河北沧州,一片枣园。
红枣像红色的地毯铺满地面,但没有人捡。
几个农民坐在田埂上抽烟,背景是堆积如山的红枣麻袋。
“沧州金丝小枣,曾经是贡品。”杨帆说,“2oo1年,沧州红枣产量比去年增加了3o%,但价格跌了5o%。为什么?”
“因为销售渠道只有那么几条,本地的批市场,周边城市的干货店,还有少量出口。”
“枣农说,他们想过自己拉到京都去卖。但算了一下,租车要钱,油费要钱,进城要交管理费,还得找地方住,最后可能卖枣的钱还不够这些开销。”
第三张照片。
广西三江,荔枝园。
熟透的荔枝像一串串紫色的玛瑙挂在枝头,但树下落了一地,已经开始酵。
“荔枝的保鲜期只有三天。”杨帆的声音很轻,“从广西运到京都,最快也要两天。所以三江的荔枝只能在本地和周边几个城市卖。卖不完的,就烂在地里。”
他顿了顿:“农民说,这叫丰产不丰收。辛苦一年,最后可能还要赔钱。”
照片继续切换。
这次不是农产品了。
是北京的一家景泰蓝作坊。
一个老师傅戴着老花镜,用细铜丝在胎体上掐丝。
他的手很稳,但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作坊里很冷清,只有他一个人。
“景泰蓝,宫廷艺术,传承六百年。”杨帆说,“这位老师傅姓刘,今年六十二岁,做景泰蓝四十五年。他说,现在愿意学这门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因为赚不到钱。”
“市场上有的是粗制滥造的仿制品,几十块钱一个,摆在家里当装饰。真正的景泰蓝,做一个要一个月,成本就要上千,卖两三千,但很少有人识货,更少有人愿意花这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