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满脸虬髯的参将私下抱怨,“当兵吃粮,打仗拼命,天经地义!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主义’,怕是敌人的刀砍过来,还能用嘴皮子去挡不成?”
就连一向以勇猛着称的曹变蛟,起初也心存疑虑,只是碍于卢象升和皇帝的面子,才勉强推行。
军中弥漫着一种观望和怀疑的气氛。
然而,变化在悄无声息中生,并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证明了其价值。
初秋,
一支三十人的巡逻小队在边境执行任务时,于一片狼藉的官道旁,现了被洗劫的商队残骸和几名惊魂未定的汉人商贩。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哭诉中,小队得知是一股蒙古散兵所为,刚离开不久。
按旧时规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确保自身安全、完成巡逻任务才是正经。
但小队的教导官——
一个原本是落魄秀才,后被新军吸纳的年轻人——
却站了出来,他想起平日宣讲的“保境安民,仁义之师”,对队正和士卒们说道:
“弟兄们,我们当兵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们的百姓,不再受这般欺凌吗?眼见百姓遭难而退缩,我们与旧军何异?这身军装,穿之何用!”
士卒议事会的几个骨干也纷纷附和。
一股前所未有的责任感与血性被激出来。
队正把心一横:“他娘的,干了!追!”
他们循着踪迹急追数里,果然现了那股正得意洋洋分赃的蒙古散兵。
一场短促而激烈的遭遇战,新军小队凭借严格的训练和高昂的士气,以少胜多,将散兵击溃,不仅救下了商贩,还将被抢走的财物悉数追回。
当小队将士们将分文不少的银钱货物交还到那几个商贩手中时,
几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扑通跪地,磕头不止,涕泪横流:
“王师!是真正的王师啊!小的……小的回去一定给诸位军爷立长生牌位!”
消息像长了翅膀,随着商贩们的脚步传遍边境州县。
“崇祯爷的新军,不一样了!”
“那是真仁义,救了人不算,连一个铜板都不贪!”
边境百姓看待官军的眼神,从过去的恐惧、厌恶,逐渐变成了好奇、信任,乃至亲近。
主动为军队提供水源、向导,甚至报告零星敌情的百姓,日渐增多。
军队的“耳目”,从未如此清明。
另一件事,则生在一次成功的剿匪之后。
部队端掉了一个盘踞山岭多年的匪窝,俘获了数十名衣衫褴褛的土匪。
按照大明军队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惯例,这些俘虏尤其是底层喽啰,多半是“筑京观”的材料,用以彰显军威,震慑不臣。
行刑前夜,军营里的气氛却有些异样。
教导官和士卒议事会的成员们聚在一起,又分散到各什去讨论。
第二天,曹变蛟接到了联合呈请:请求对俘虏进行甄别。
曹变蛟皱着眉去找卢象升:“督师,这……合乎规矩吗?”
卢象升沉吟片刻,想起皇帝私下与他深谈时引用的那句古怪又深刻的话:“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他看向曹变蛟:“变蛟,陛下曾言,钢刀固然锋利,却斩不尽天下不平事,亦收服不了人心。试试看吧。”
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审判”在军营中进行。
教导官和士卒代表们逐一审问,现这数十人中,大半都是活不下去的贫苦农民,被土匪掳上山或是为了口饭吃才被迫入伙,平日里受尽匪的欺压,根本没做过多少恶事。
最终,军令下达:只将几个恶贯满盈的匪明正典刑。
其余被裹挟者,集中起来进行了一天的训话,教导官没有高高在上地斥责,而是痛陈匪患之害,讲述新军为何而战,并每人给少量干粮路费,当场释放。
那些本以为必死无疑的农民,恍如隔世,走出军营时一步三回头,对着军营方向叩拜不已。
他们回到家乡,成了新军最忠实、最朴素的宣传员。
“崇祯爷的新军,讲道理,分好坏!”
“那是穷苦人的队伍,不滥杀!”
这些来自底层、带着劫后余生庆幸的话语,比任何官样文章都具有说服力。
民心,这虚无缥缈却又至关重要的事物,开始悄然向着大明朝廷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