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日深夜,安徽新华印刷厂的铅字车间里,日光灯把整个空间照得亮如白昼,连空气中漂浮的铅灰都看得清清楚楚。
八间相互隔离的制版车间里,十六个身影正跟时间赛跑——八位命题教师和八位资深印刷技师两两搭档,要完成新中国教育史上最关键的一次试卷印制。
三号车间里,日光灯管在潮湿的空气里出“嗡嗡”的轻响,像无数只小蜜蜂在耳边飞。
王家声的眼镜片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雾,他每隔几分钟就掏出口袋里的蓝布手帕擦一擦,不然连试卷上的字都看不清。
旁边的印刷技师周师傅,工装裤膝盖处磨得亮,泛着油光,腰间挂着的铜制字盘钥匙,随着他弯腰、起身的动作“叮当”作响,像是在打节拍。
“可以开始了。”
省教育厅的监督干部走过来,手里拿着保密柜的钥匙,“咔嗒咔嗒”转了三圈,铁门打开时出“吱呀”的声响,听得人牙酸。
王家声接过密封的试题样稿,指尖刚碰到纸张,就闻到一股特别的油墨香——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省委办公厅特批的进口油墨,专门用来印高考试卷的。
虽说试题是自己参与拟定的,可真到了排版这一步,王家声还是紧张得手心冒汗。
他扶了扶眼镜,深吸一口气,才把试题样稿在日光灯下缓缓展开。
周师傅早就把铅字盘摆好了,手指悬在密密麻麻的字模上方,眼神专注得像在瞄准猎物。
他的铅字架就像一座微型钢铁森林,26个木格子里,宋体、楷体、仿宋三种字体的铅字码得整整齐齐,连每个字的间距都差不多。
“开始吧。”
带队干部轻轻带上隔音门,车间里顿时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和铅字碰撞的轻响。
王家声清了清有些沙哑的嗓子,念道:“一、选择题……”
话音刚落,周师傅的手指就动了起来,在铅字架间飞快游走,比钢琴家弹钢琴还灵活。
每个标点符号都要在几千个反刻的铅字里找,有时候为了一个生僻字,得翻遍十几个字盘。
轮到找“熵”字时,王家声看见周师傅小指上戴着个银顶针,在灯光下闪着光。
周师傅笑着解释:“老排字工都戴这个,防铅中毒。”
等周师傅把排好的版模推过来,王家声又注意到他袖口沾满了铅灰,黑乎乎的,像抹了层墨。“这是我们老排字工的‘职业勋章’。”周师傅拍了拍袖口,满是自豪。
每排完一个版面,周师傅就用打样机印一份初样。第一版校样刚吐出来,王家声就进入了“战斗状态”。
他用“三指定位法”:左手食指按在一行开头,中指标着要查的词,右手捏着红笔,随时准备圈画错误。他把初样看了三遍,连错字、漏字、行间距都不放过。
现第7题里“co?”的下标“?”印得有点浅,周师傅立马从字盘最里面找出个更清晰的“?”字模,小心翼翼地换了上去。
修改后的版面再印出来,王家声又看了三遍。这次他盯着标点符号不放:“第二题第三个顿号,比标准规格宽了o。5毫米。”
周师傅赶紧从抽屉里掏出标点专用量规,一量,还真是——这个顿号是1958年的旧字模,规格跟现在不一样。
换字模时,周师傅用镊子的动作轻得像在给新生儿穿衣服,生怕把铅字碰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