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看着他们,想起在深圳看到的景象——尘土飞扬的工地,简陋的工厂,但每个人眼里都有光。
那是渴望改变、渴望富裕的光。
“我两个地方都去考察过。”赵四缓缓说,“上海确实有基础,但体制僵化,条条框框多。深圳确实有活力,但基础薄弱,人才缺乏。”
他翻开报告:“所以我的建议是——双线布局。”
“双线?”
“对。”赵四指着报告上的图表,“在上海,依托现有国有企业,建设一条‘保底’生产线,主要生产‘长城二号’这种成熟产品,满足军工、科研等计划内需求。”
“在深圳,新建一条‘试验’生产线,采用新机制——可以是合资,可以是股份制,主要生产面向市场的产品,比如‘中华学习机’的芯片,快迭代,探索商业化路径。”
张卫东皱眉:“这样会不会资源分散?”
“不会,反而能形成互补。”赵四解释,“上海生产线保证基本盘,确保国家战略需求;深圳生产线探索新路,为未来大规模商业化积累经验。两条线,两种模式,互相竞争,互相促进。”
杨振华推了推眼镜:“这个思路……很大胆。但上面能同意吗?特别是深圳那条线,合资?股份制?这在以前可是禁区。”
“所以需要论证,需要说服。”赵四合上报告,“今天下午,部里开论证会,我会把这个方案提出来。你们俩跟我一起去。”
张卫东和杨振华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紧张和兴奋。
下午两点,电子工业部的小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坐了二十多人。
有部里的领导,有相关司局的负责人,有上海、深圳两地政府的代表,还有几位老专家。
赵四坐在靠中间的位置。
他左边是上海来的王副局长,五十多岁,头梳得一丝不苟,穿着笔挺的中山装。
右边是深圳来的陈干部——就是上次接待他的那位,今天特意穿了西装,但领带打得歪歪扭扭。
会议开始,主持的是部里的刘副部长,赵四在深圳考察时见过的。
“今天这个会,很重要。”刘副部长开门见山,“咱们国家搞芯片搞了这么多年,一直是科研驱动,国家投入。
现在形势变了,国际技术展太快,光靠国家投入,跟不上。
所以赵四同志提出,要建商业化生产线,要面向市场。
这个思路,有很大争议。今天大家畅所欲言,把问题都摆到桌面上。”
第一个言的是上海的王副局长。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先说说上海的情况。”
他声音洪亮,带着上海口音,“上海电子工业,经过二十多年展,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从材料、设备到设计、制造,都有基础。
特别是微电子这一块,‘长城一号’就是在上海生产的,良品率从最初的5%提高到现在的38%,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他顿了顿,看向赵四:“赵四同志提出双线布局,我原则上同意。
但我想问一句:深圳那边,有什么基础?
要人才没人才,要设备没设备,要市场……
国内市场现在需要芯片吗?‘中华学习机’才生产了一百台,卖出去多少?有数据吗?”
问题很尖锐,直指要害。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赵四。
赵四不慌不忙,翻开笔记本:“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中华学习机’试生产一百台,全部捐赠给学校试用。
三个月来,我们收到反馈表八十七份。
其中,教师和学生的满意度是92%,主要意见集中在键盘和显示器,对芯片本身,零投诉。”
他顿了顿:“至于市场需求,我给大家看几个数据。”
他让陈星把准备好的图表挂在墙上。
第一张是国际个人计算机销量增长曲线,从1977年到1979年,几乎是指数级增长。
“这是苹果、康懋达、Ibm这些公司的销量。1979年,全球个人计算机销量预计突破一百万台。每台计算机,都需要芯片。”
第二张图是国内潜在需求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