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脸上还带着稚气,但讨论技术问题时眼神专注。
有从海外归来的学者,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有从各个军工单位抽调的老专家,把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的口音,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为了同一个目标聚在这里,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第三代战斗机。
这个目标曾经遥不可及。
十年前,当m国F-15飞、苏联su-27立项时,东大的主力战机还是歼-6,这是一种基于米格-19的仿制品,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整整两代。
但现在,图纸上的线条正在变成实物,计算出的数据正在变成性能,一代人的梦想正在这些人的手中,一点点变成现实。
林默深吸一口气,感觉胸中有股热流在涌动。
他转身,大步向电梯走去。
从十号工程大楼出来,林默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三公里外的导弹研中心。
单兵防空导弹项目组占了最里面的一栋楼,编号o7。
楼门口有卫兵二十四小时站岗,进出要查两次证件,一次在院门口,一次在楼门口。
所有技术资料带出楼必须登记,连草稿纸都不例外。
林默走进实验室时,已经是晚上六点二十。
实验室里灯火通明。
中央是一个长五米,宽两米的水泥测试台,台上固定着一枚墨绿色的导弹样弹。
弹体长约一点五米,直径一百一十五毫米,头部呈尖卵形,尾部有四片折叠弹翼,展开后翼展三百二十毫米。弹体侧面用白色油漆喷着“红缨-1试验o3号”字样。
项目组长赵海峰,正弯着腰,用一个特制的夹具调整导引头组件的安装角度。
旁边,两个年轻技术员盯着示波器屏幕,手指在键盘上快敲击。
示波器的绿色扫描线随着他们的操作不断跳动,旁边的热敏打印机吱吱作响,吐出一条长长的波形记录纸。
“林所长。”赵海峰听到脚步声,直起身,揉了揉酸的腰,“您来得正好,我们刚做完第四轮导引头抗干扰测试。”
“结果怎么样?”林默走到测试台前,仔细查看导弹的细节。
赵海峰摇摇头,脸上写满疲惫:“还是老问题,您来看。”
他走到示波器旁,按下回放键。屏幕上开始重放测试过程的波形记录。
第一个画面:一条平滑的曲线在屏幕上缓缓移动,幅度稳定,噪声很小。
“这是目标直升机匀直线飞行时的信号。”赵海峰解说,“导引头输出的误差电压,标准偏差只有12毫伏,完全在允许范围内,按照这个信号质量,理论命中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他切换画面。
第二个画面:曲线突然剧烈跳动!原本平滑的波形瞬间被大量毛刺和尖峰淹没,幅度暴涨五倍,整个屏幕一片混乱。
“这是目标释放红外诱饵弹的瞬间。”赵海峰的声音很沉,“镁粉诱饵弹点燃后,红外辐射强度是直升机尾喷口的三到五倍,而且光谱特征很相似。我们的探测器饱和了,信号调理电路过载,输出完全失真。”
第三个画面:十秒钟后。波形逐渐恢复,但出现了两个峰值,一个高,一个低。
“诱饵弹燃烧五秒后熄灭,导引头重新搜索。”赵海峰指着屏幕,“这时出现了两个目标信号:强的这个是正在下落的诱饵残骸,弱的这个是已经飞出一点五公里的真目标。”
“但导引头的逻辑是‘跟踪最强信号’,所以它锁定了诱饵残骸。”
第四个画面:又过了三秒。强信号消失(诱饵残骸落地),导引头重新搜索,但此时真目标已经飞出二点二公里,信号强度低于导引头的最低跟踪阈值。波形变成一条杂乱的基线——脱靶。
整个实验室陷入沉默。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和打印机吐纸的吱吱声。
林默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问:“试过改进信号处理算法吗?比如,根据目标的运动特征进行识别?直升机是连续移动的,诱饵弹是基本静止下落的。”
“试了。”赵海峰走到另一台计算机前,调出程序代码,“我们写了十七种算法,从简单的幅度比较,斜率检测,到复杂的模式识别,神经网络,这是效果最好的一种。”
他运行程序,屏幕上出现模拟结果。
“基于目标运动轨迹的卡尔曼滤波算法。”赵海峰指着代码注释,“原理是建立目标运动模型,预测下一时刻的位置。”
“如果某个信号源的轨迹不符合空气动力学规律(比如下落加度大于9。8ms??),就判定为诱饵。”
模拟画面显示:算法成功识别了诱饵,并保持对真目标的跟踪。
“看起来不错。”林默说。
“但实际测试不行。”赵海峰苦笑,“因为算法需要至少三秒的历史数据才能做出判断。”
“而在这三秒内,导引头已经被强信号‘晃瞎’,跟踪回路早就失锁了。等算法判断出哪个是真目标,目标已经飞出杀伤区。”
他调出实测数据:“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算法能把抗干扰能力提升百分之二十,但脱靶率仍然有百分之三十一。”
“而且计算量很大,需要主频八兆赫兹的处理器,功耗也高,现有的弹载计算机带不动。”
百分之三十一的脱靶率。
林默绕着测试台慢慢走了一圈,手指拂过冰凉的弹体。
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研人员心上。
单兵防空导弹的战术价值,就在于它的突然性和一击必杀。
战场上,士兵扛着十几公斤的射筒,冒着被敌方火力现的危险,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瞄准、锁定、射。通常一个射手只能携带一至两枚导弹,一个班组的携行量不过六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