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请了五天假。
请假条递上去的时候,车间主任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问就批了。
安娜这两年在厂里的表现谁都看得见。从质检员到技术员,从三班倒到常白班,她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她从来不迟到早退,不跟人嚼舌根,不掺和任何派系斗争,但谁想在她身上耍心眼,她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厂里的人私底下叫她“上海来的小安”,语气里有客气,有欣赏,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忌惮。
她收拾行李的时候赵红梅在旁边帮忙,把一件一件衣服叠好放进去。叠着叠着忽然叹了口气:“你说你,来青岛两年了,连件新衣裳都没做过。回回见那个石排长,不是白衬衫就是蓝布衫子,人家还以为咱们纺织厂不工资呢。”
安娜正在往包里塞一本书,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
赵红梅说的是实话。
她确实没做过新衣裳。不是没钱,是不舍得。
也不是不舍得,是一种习惯——前世养成的习惯。前世的她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孩子要吃饭,婆家要贴补,娘家要帮衬,唯独她自己不需要。
一件的确良衬衫能穿五年,领子磨破了翻个面接着穿。攒下来的钱全填了别人的窟窿,到最后自己连一件像样的寿衣都没有。
她放下书,在床沿坐下。赵红梅看她脸色不对,以为自己说错了话:“我就随口一说,你别往心里去——”
“你说得对。”安娜站起来,拿起那件穿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蓝布外套看了看,然后叠好放回了柜子里,“明天你陪我去趟百货大楼。我要做件新衣裳。”
第二天在百货大楼,安娜挑了一块藕荷色的的确良料子。不是大红的,不是花哨的,是那种淡淡的、像春天里刚开的丁香花一样的颜色。她让裁缝量了尺寸,选了款式——不紧不松的列宁装样式,领口可以翻出白衬衫的领子,袖口收拢,腰身微收,利落又端庄。
赵红梅在旁边看着,忽然说:“安娜,你穿这个颜色肯定好看。那个石排长看见你,眼珠子怕是要掉出来。”
火车从青岛出,一路向北。
安娜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景色从麦田变成高粱地,从丘陵变成平原。
越往北走,树越矮,天越阔,土地的颜色从黄褐变成了黝黑。
村庄的房屋从砖瓦房变成了土坯房,田野里的风车变成了高大的白杨林带。偶尔经过小站,站台上站着几个裹着头巾的妇女,手里挎着篮子,篮子里装着鸡蛋和自家做的煎饼,踮着脚朝车窗里张望。
这是她第一次来东北。
她靠着车窗,想起石林说过的话——“东北的天比青岛高,地比青岛阔,人也比青岛糙。”
她说“糙”是什么意思,他想了想说“嗓门大,脾气直,但心不坏”。她那时候笑了笑,没接话。现在她就要看到这些嗓门大、脾气直的人了。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安娜拎着行李走下车厢,四月的东北比她想象中冷得多。风是干的,硬的,刮在脸上像砂纸一样粗糙。她裹紧了外套,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往出站口走。
她没让石林来接。她跟他说的是“我自己坐火车过去”,没说具体日期。她想先自己看看这座城,看看石林长大的地方,不被任何人带着,不受任何人影响,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她走出车站,叫了一辆三轮车,报了军区大院的地址。三轮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东北大爷,一路上嘴就没停过,给她指这是哪条街,那是哪个厂的家属院,语气里全是对这座城市的自豪。安娜听着,偶尔应一声,目光扫过街边的建筑——灰色的苏联式办公楼,红砖的工厂厂房,路边摆摊卖酸菜和粉条的小贩。空气里混着煤烟、泥土和酵的酸菜味。
到了军区大院门口,安娜下了车,抬头看了一眼大门。门口站着两个哨兵,持枪肃立,腰背挺得笔直。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部队番号。
这就是石林长大的地方。
石晶在大院门口的传达室里等了快一个小时。
她哥前两天打电话来,说安娜这几天到,让她帮忙接一下。具体的车次、日期,一概不知。石晶问怎么不自己去接,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说:“她不让我接。”石晶当时就乐了。她哥那个倔脾气,从来只有他拒别人,没有别人拒他。这安娜姐,人还没进门,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远远的,她看见一个人拎着行李走过来。
藕荷色的列宁装,白衬衫领子翻在外面,两条辫子盘在脑后,露出一截白净的脖颈。料子是的确良的,在这个灰扑扑的北方春天里显得格外清爽。她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脊背挺直,像一棵移动的小白杨。
石晶从传达室蹦出来,扬起手喊了一声:“安娜姐!”
安娜停下脚步,认出了她。正月初七在青岛见过一面,那时候石晶穿着一件改过的军大衣,风风火火的,说话像连珠炮。今天换了件红格子外套,两条短辫翘在耳后,还是那副爽利模样。
“你怎么在这儿?”安娜问。
“我哥让我来接你。”
安娜弯了弯嘴角。
她跟石林说过,这一趟她想自己走一趟。他听话了,也照做了。
但他还是把妹妹派来了。这个人,服从命令和阳奉阴违之间的分寸,拿捏得越来越准了。
石晶伸手接过她的行李,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啧了一声:“安娜姐,你这身衣裳真好看。藕荷色挑人,白的人穿显更白,黑的人穿显更黑。你就是显更白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