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累归累,但在洗漱毕,准备歇息之前,左宗棠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想知道彭刚于他左宗棠引以为傲的舆地学领域是否有所建树,这一趟来的是否值不值。
遂信手拿起《沙俄志略》走到灯旁。
看到沙俄这个国名,与林则徐湘江夜话的场景似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两人临别之际,林则徐临别时的提醒不由得在左宗棠耳边不断回荡:“俄谋土不谋利,终为中国患者,其俄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思及往事,左宗棠忍不住低声暗自嗟叹世事无常。
“我倒要看看,让林文忠公都束手无策的短毛匪,有何学问。”左宗棠自言自语着信手翻开《沙俄志略》,认真览阅了起来。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标注了沙俄都圣彼得堡,以及四至的简略地图,再往下则是彭刚所作之序。
津津有味地读完序,左宗棠倦意顿消。
序中所概括的沙俄地理和扩张史,是真的还是彭刚信口胡诌的,左宗棠不确定。
清之舆地学虽于传统地理学而言已是登峰造极,但其核心方法仍旧是老套的文献考据,数据采集方式依赖地方志、史书、游记。
验证材料信息真伪的方式则是通过多份材料互证、学者个人经验进行较为主观的推断,能像明代徐霞客那般做到实地目验的人都不多。
清朝舆地学十分依赖原始资料的真实性不说,最为致命的是。
赖满清历代皇帝闭关锁国的国策,即使是汉人精英阶层,也没有获取外国信息资源的渠道。
当然,汉人精英没有不代表满人精英没有。
顺康雍乾四朝,在京为官的西洋传教士不少,汤若望、南怀仁、安多甚至当过顺治和康熙的老师。
其中比利时传教士安多还是一位数学家,不仅教康熙如何使用西洋的科学仪器、讲解实用几何与数学原理。
安东于地图测绘领域造诣很高,前往多地实地绘制过较为精确的地图,并著有《测量高远仪器用法》,对明末同类著述进行了更新。
西洋传教士所授的知识,康熙自己学会了,却禁止这些信息公开,只让他的皇子和旗人学。
至于历代西洋传教士留下的著述,本应是难得汲取西方信息的渠道,结局和马嘎尔尼使团送来的科技礼物一样,被满清皇帝束之高阁落灰。
清代考据学之兴盛,其本质不过是外界新知识输入的渠道为满清系统性阻断,极端封闭环境下的学术转向,高压政治催生的学术避风港。
这是一种没有展的知识增长,这种内卷式的学术最大作用亦不过徒耗汉人精英的智力,皓校勘浩如烟海的文献,无暇他思。
乾嘉时期的学者焦循为证明“孔子饭疏食”的“疏”非指粗粮,而是“蔬”(野菜),竟引《周礼》《尔雅》等二十一种文献,考据三万字,著《疏食辨》。
上面这位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再极端一些的例子,比如《孟子》中“井上有李”的井是方是圆,这等无聊的问题也能拿出来考据争论。
结果双方各出考据文集十余卷,争得面红耳赤,却无人关心战国井制多样性的考古证据。
时人嘲之云:为争一井形,凿穿万卷书。
考据学展至乾嘉时期就已经走到了“为考据而考据”的死胡同,已是一门脱离现实、钻牛角尖的“伪学问”。
以致造成越考据,越无知,越脱离现实的奇葩局面。
左宗棠虽是湖南的精英阶层,舆地大家。
然其舆地学问,亦多是考据国内历朝历代舆地文献而来,左宗棠于舆地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仅限于国内。
他也没有获取外界信息资源的渠道,于海外各国的信息知之甚少。
尽管左宗棠无法对彭刚在序中所概括的沙俄地理和扩张史证伪。
不过彭刚在序言中对沙俄的评价和流放西域屯田,同沙俄人有过接触的林则徐惊人的一致,甚至了解的比林则徐还要鞭辟入里,细致入微。
单凭这一点,足以证明彭刚并非狂傲自大,是真的知道一些西洋各国的情况。
左宗棠不由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口水,如海绵一般贪婪地汲取新鲜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