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去跟伦敦那边报告吧!把我们的困境、何晓的条件,原原本本汇报给相阁下和财政部。
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出售恒升银行,那么,就请他们想办法帮我们弥补这巨大的资金缺口!否则,我们汇丰上哪里去变出这笔天文数字的救命钱?”他的目光扫过浦韦士和庞约翰,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
浦韦士沉重地点点头:“也只能如此了。
我亲自起草报告,立刻往伦敦。
希望相阁下能理解我们的苦衷,或许……或许财政部能挤出一些特别援助?”尽管他口中说着希望,但眼神深处却是一片黯淡。
作为与伦敦高层保持密切联系的银行家,他比在座任何人都更清楚大英帝国母体如今的窘境。
庞约翰和其他几位在场的董事脸上也勉强挤出一丝希冀。
他们内心深处或许还残留着一丝幻想,认为伦敦方面不会坐视汇丰——这个帝国在远东最重要的金融堡垒——陷入危机。
他们盘算着,或许可以内部再想想办法,东挪西凑,或者寻求其他财团的短期拆借,也许能暂时顶住压力,耗过何晓的逼迫?
然而,沈弼的内心却是一片冰凉。
他不需要等待伦敦的回音,就已经预知了答案。
因为他太了解当下的英吉利了。
那个曾经号称“日不落”的帝国,早已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高通胀、低增长、高失业,这三重诅咒死死地缠绕着赢国经济。
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成为了压垮财政的沉重负担。
1976年,福利支出占到了赢国政府总支出的63%!巨额的财政赤字如同无底洞,1976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高达-5%,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在1979年也达到了55。2%。
同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1974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例达到-3。9%。
高福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生产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僵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铁娘子于1979年上台,开始了其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核心理念就是缩减福利开支、削减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巨额补贴,推行激进的私有化政策。
在撒切尔的主导下,赢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出售电信、航空、钢铁、能源,即何雨柱买下的英吉利石油,等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甚至连自来水公司、天然气公司也未能幸免。
这些私有化浪潮为赢国国库带来了数百亿英镑的巨额收入,不仅缓解了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将这些企业推向市场,旨在通过引入竞争提高效率,激经济活力,最终目标是重塑赢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彻底摆脱沉重的财政包袱。
到了1987年,撒切尔内阁对财政纪律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苛程度。
政府内部达成强硬共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停止并结束官方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状况!其施政宗旨明确转向“低支出、强市场、控福利”。
在这种举国上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氛围下,指望伦敦方面为远在港城的汇丰银行提供巨额资金援助?沈弼深知,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希望渺茫,渺茫到近乎绝望。
诚然,历史证明,撒切尔的改革在经历阵痛后确实取得了成效。
到了1988年年底,赢国政府终于实现了自197o年以来的次财政盈余,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然而,历史的关键在于“时点”。
现在是1987年年底,不是1988年年底!1987年的赢国,官方财政依旧深陷赤字泥潭,失业率仍高达1o。3%。
在这个节骨眼上,撒切尔政府自身都在为平衡预算焦头烂额,国库空虚,哪里还有余力去填补汇丰在港城遭遇的流动性窟窿?即使有心,也绝对无力。
残酷的现实如同冰冷的潮水,渐渐淹没了会议室里最后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
庞约翰关于现金流紧张的警告,如同丧钟般在每个人心头敲响。
汇丰银行,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金融帝国,此刻现自己真的已无路可退。
要想从眼前的资金困局中脱身,避免更严重的危机,他们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向那个年轻的华商对手——何晓——低头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