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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章 丧侧之食 未饱的敬意（第1页）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鲁昭公二十年深秋，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捧着麻绖，站在曲阜城的巷口等待孔子。三天前，季平子病逝，按礼制需宴请吊唁的宾客，孔子作为曾任职鲁国大司寇的大夫，自然在受邀之列。走进季氏府邸，丧乐的编钟声低沉如泣，庭中悬挂的素帷被秋风掀起边角，露出后面披麻戴孝的族人。孔子接过小童递来的苇席，在西阶下的宾客位坐下，面前的俎案上摆着陶豆盛的黍米饭、腌葵菜，还有一爵清酒——这是士丧礼规定的“疏食”，比日常饮食简朴得多。同席的叔孙武叔已添了三次饭，孔子却只用竹筷夹了几口，子贡在旁低声问：“夫子为何不多食？”孔子目光掠过主人麻衣上粗糙的麻线，轻声说：“临丧不饱，礼也。”《论语?乡党》记载的“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正是这一场景的凝练。“未尝饱”不是胃容量的限制，而是心灵的自律——在哀痛者身边，饱满的食欲成了对他人痛苦的漠视；节制饮食，是将自己的脉搏与丧家的悲戚调成同一频率。这种“食不饱”的姿态，藏着儒家“仁”的密码：共情不是庙堂上的道德宣讲，而是渗透在一饮一食中的生命关怀。从孔子的俎案到当代的灵堂，这种“未饱的敬意”始终是人性温度的试金石。

一、丧侧之食：礼仪与情感的交融

“食于有丧者之侧”的“侧”，不是物理空间的“旁边”，而是情感场域的“沉浸”。《说文解字》“侧，旁也”，但在丧礼语境中，“侧”意味着进入丧家的悲戚氛围，如同《礼记?檀弓》所言“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邻里有丧事，舂米时不唱劳动号子，街巷里不传唱歌谣，通过行为节制主动呼应他人的痛苦。孔子“食于其侧”，是在丧礼的饮食场合中，以“未尝饱”的身体语言，参与并放大着丧家的哀痛，就像投入湖面的石子，用自己的涟漪呼应原有的波纹。

春秋时期的丧礼饮食，有一套严丝合缝的礼仪规范。《仪礼?士丧礼》记载，丧家在“三日殡”后开始接受宾客馈赠，“有馈食者，拜之；不见则哭；哭，不哀，非也”——接受食物馈赠要拜谢，若馈赠者未见面需哭泣，哭泣不哀伤则不合礼。宾客赴丧宴的基本要求是“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乡党》），而“未尝饱也”则是更深层的情感表达。《礼记?丧大记》明确“君之丧，子、大夫、公子、众士皆三日不食”，“大夫之丧，主人、室老、子姓皆三日不食”，虽宾客无需如此严苛，但“不饱”是对丧家“不食”的情感呼应，正如《礼记?曲礼》强调“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则必有容”，外在行为必须与内在情感同频共振。

“未尝饱也”的“饱”，在儒家语境中不仅是生理状态，更是情感指标。《说文解字》“饱，厌也”，指饮食满足后的充盈状态。在丧者之侧，“饱”意味着情感的“厌足”，与丧家的“哀不足”形成刺眼的对比；“不饱”则是“哀有余”的外在表现，正如《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谓之中；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的“不饱”是“哀”的“中节”表达——既不过度（如三日不食的自虐），也不欠缺（如饱食如常的冷漠），恰如其分地传递共情。这种“中节”在《仪礼?士丧礼》中体现为“朝夕哭，不辟子卯”，哭丧不因忌日而中断，饮食不因美味而放纵，始终以丧家的情感为核心。

孔子在不同场合的饮食态度，形成鲜明的情感光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体现对日常饮食的讲究——稻米舂得不够精就不食，鱼肉切得不够细就不食，这是对生活的尊重；“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展现对艺术的沉醉——欣赏《韶》乐三个月，连肉的滋味都忘记了，这是对美的敏感；而“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凸显对他人痛苦的敏感。这种差异不是矛盾，而是“礼以顺人心为本”（《礼记?丧服四制》）的生动诠释——不同情境下的行为，都以“顺人心”为核心，日常的精细是对生活之“乐”的呼应，丧侧的不饱是对哀痛之“哀”的共情。

二、不忍之心：“未饱”背后的仁学根基

“未尝饱也”的本质，是“不忍人之心”的自然流露。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的论断，正是对这种情感的精准提炼。这种“恻隐”在饮食场景中，表现为无法在他人痛苦时安然饱食——看到丧家粗麻丧服上的泪痕，听到内室传来的呜咽声，食欲会自然衰减，正如《孟子?梁惠王上》“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对生命痛苦的敏感，是“仁”的起点。孔子在季平子的丧宴上，面对黍米饭的清香，先感知到的不是饥饿，而是主人“食不甘味”的哀痛，这种“先他人之忧而忧”的共情，正是“仁”的实践。

孔子的“未饱”，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诚于中，形于外”的真实流露。《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里的“信”不仅是言语的诚信，更是行为与内心的一致。他在“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时的“不饱”，与“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论语?乡党》）的态度一脉相承——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悉的邻人也要改变神色；见到官员与盲人，即使是亲近的朋友也要礼貌相待。这些行为没有功利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仁”的名声，而是“仁心”的自然外显，如同花开叶落般自然而然。

对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论语?八佾》）的务实，更能凸显孔子“未饱”的情感纯粹。子贡认为告朔仪式上的活羊只是形式，可省去以节约成本，孔子却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强调礼仪的象征意义；而在丧侧“未饱”，则越了礼仪形式，进入情感共鸣的层面——不是为了符合“礼”的条文而“不饱”，而是因“仁心”的触动自然“不饱”，礼只是这种情感的外在规范。就像《礼记?檀弓》中“曾子谓子思曰：‘汲！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曾子的七日不食或许有过度之嫌，但那份情感的真诚与孔子的“未饱”同出一源。

“不忍之心”的培养，是儒家修身的重要内容。《论语?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在丧侧“未饱”，正是“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体现——即使在饮食这短暂时刻，也不违背“仁”的要求。这种修身功夫，让“不忍之心”成为本能，如《礼记?大学》“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对他人痛苦的体恤，是“厚”的体现。子路初学时“好勇力，志伉直”，在孔子的教导下，逐渐学会“临丧则必有哀色”，其转变过程正是“不忍之心”从外在要求内化为内在本能的例证。

三、丧礼文化：“未饱”所处的礼仪生态

春秋时期的丧礼，是维系社会伦理的重要纽带。《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将丧礼与冠礼、婚礼、祭礼并列为四大礼，且尤为“重”，因其涉及“生死”这一终极命题，能最直接地激人的道德情感。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的浪潮虽已冲击传统，但丧礼的严肃性仍被普遍重视，《左传?隐公元年》“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明确批评吊丧不及时、提前准备凶事等不合时宜的行为，可见丧礼的神圣性仍在人们心中占据重要位置。

丧礼中的饮食环节，承担着“合族”与“示仁”的双重功能。《仪礼?士丧礼》记载，宾客赴丧宴，“兄弟北面，众宾东面”，按亲疏远近排位就坐，饮食中清晰体现“亲亲”伦理；丧家“有疾，饮酒食肉”（《礼记?丧大记》）——若因哀痛过度生病，可破例饮酒食肉以保养身体，宾客“未尝饱也”则体现“仁民”关怀——通过共同的饮食节制，将个体的悲伤转化为群体的共情，如《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丧礼饮食正是这些核心伦理的实践场域。

“未饱”是丧礼饮食礼仪的“小节”，却能见微知着显“大义”。《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未饱”是“恭俭”的具体表现；《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未饱”是“慎终”的细微体现。与“三年之丧”的大节相比，“未饱”看似微不足道，却如《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所强调的，在细微处更能见精神——就像《仪礼?乡饮酒礼》中“一献之礼”的繁琐流程，从“谋宾”“戒宾”到“献酬”“旅酬”，每个环节都藏着“和为贵”的深意，“未饱”这一细节也藏着“仁为贵”的内核。

不同等级的丧礼，饮食规范差异显着，更凸显“未饱”的普遍性。天子崩，“七日而殡，七月而葬”，丧宴用“醴酒”“脯醢”，宾客多为诸侯，“未饱”的节制体现在饮酒不酣；诸侯薨，“五日而殡，五月而葬”，丧宴用“酒”“脯”，大夫为宾，“未饱”表现为食肉不多；士丧，“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如《仪礼?士丧礼》所载，用“黍米饭”“腌菜”，士为宾，“未饱”即食量减半。这种等级差异中，“未饱”作为共同原则贯穿始终，说明共情是跨越阶层的人性需求。

战国时期的墨家，对丧礼饮食有截然不同的主张。墨子“节葬”思想认为“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墨子?节葬》），强烈反对包括饮食节制在内的过度丧礼。但孔子的“未饱”并非“久丧”的极端行为，而是适度的情感表达，与墨家的“节葬”在“反对极端”上有相通之处，只是儒家更重情感共鸣，墨家更重实用理性，这种差异恰如《荀子?解蔽》所言“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孔子仁知且不蔽”。

四、历史回响：“未饱”精神的传承与变异

孟子对“未饱”精神的继承，体现在将个体共情扩展到政治领域。他见“齐宣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孟子?梁惠王上》），便肯定其“仁术”——这种对牛的不忍与孔子对丧家的不忍同属“恻隐之心”。孟子进一步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将“未饱”的个体共情升华为“仁政”的治国理念，主张君主应“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其逻辑与“未饱”一致：对他人痛苦的漠视，既是不仁，也是失政。

汉代的郑玄，以经学注解深化“未饱”的礼仪内涵。他在《礼记注》中解读“临丧不饱”时说：“哀戚在中，故不能饱食，此礼之自然也。”强调“未饱”是情感驱动的自然行为，而非强制的礼仪条文。郑玄本人在母亲丧礼中，“庐于墓侧，服终，举孝廉”（《后汉书?郑玄传》），守丧期间“日食一粥”，虽出“未饱”的程度，但其“哀戚在中”的精神与孔子一脉相承。他对“三礼”的注解，使“未饱”的精神通过经典诠释得以系统传承。

唐代的韩愈，在丧礼实践中彰显“未饱”精神。他为侄子韩老成撰写的《祭十二郎文》，开篇即“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字里行间满是“食不甘味”的哀痛。据《新唐书?韩愈传》记载，他在贞元年间丁母忧，“庐墓三年，不澡饰”，期间“所食唯麦饭、蔬菜”，这种饮食节制虽属守丧者的行为，但其“哀戚”与孔子“未饱”同出一源。韩愈倡导“文以载道”，其文道中便包含对“仁”与“礼”的坚守，“未饱”精神正是这种坚守的体现。

宋代的朱熹，将“未饱”纳入“性即理”的哲学体系。他在《论语集注》中说：“临丧哀，不能甘食，此理之自然，非强为之也。”强调“未饱”是“性理”的自然流露——人性本有“恻隐之心”，“未饱”是这种本性在特定情境下的显现。朱熹在母亲丧礼中，“居丧尽礼，事必躬亲，夜不解带者三年”（《宋史?朱熹传》），饮食上“不饮酒，不食肉”，其行为虽严于孔子的“未饱”，但“理之自然”的精神内核一致。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将“修身之要”列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未饱”正是“惩忿窒欲”在丧礼场景的实践。

明代的王阳明，以“心学”重构“未饱”的精神基础。他认为“心即理”，“未饱”不是外在礼仪的约束，而是“良知”的自觉——“见有丧者而心不忍，故未尝饱也，此良知也”（《传习录》）。在龙场驿时，他见“驿卒死，无棺，遂买棺葬之”，并“为文哭之”，其行为与孔子“未饱”精神相通，都是“致良知”的体现。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遇父丧“乞终丧，不允”，但仍“衰绖视事”（《明史?王守仁传》），在政务中保持哀戚，其“知行合一”在此得到生动诠释：知“哀”则行“不饱”，无需刻意，自然流露。

五、历史人物的“丧侧”实践：“未饱”精神的传承

颜回在丧礼中的表现，堪称“未饱”精神的典范。《孔子家语?颜回》记载，颜回的父亲颜路去世时，家境贫寒，“颜回请具葬器，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尽管如此，颜回仍严格遵循丧礼规范，赴丧宴时“未尝饱也”，面对黍米饭只稍作品尝，便放下筷子默默垂。孔子赞其“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这份“仁”便包含对丧家哀痛的深切体恤，如《庄子?田子方》所言“颜回坐忘”，其“忘”的是食欲的诱惑，“不忘”的是共情的本能。

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记载他人丧礼间接表达对“未饱”精神的认同。《史记?孔子世家》详载孔子丧礼：“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描述弟子们的哀痛时，虽未明言饮食，但“心丧”期间的“食不甘味”可想而知。《史记?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饿死于阳山，司马迁“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悲”与孔子“未饱”同属对他人痛苦的敏感。这种情感共鸣，使《史记》不仅是史书，更是充满“恻隐之心”的人文记录。

范仲淹在母亲丧礼中的“三年不食肉”，是“未饱”的极端表现，却彰显其精神内核。《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他“母丧，寓居南都，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就学”，守丧期间“日食一粥”，同学怜其苦，“以佳肴馈之，公置之，既而悉败”——佳肴因久置而腐败，可见其坚守之严。这种“哀痛”虽出“未饱”的节制，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或许正源于这种对他人痛苦的深切体会。范仲淹主持的“义庄”，规定“族人有丧，给丧葬钱”，其制度设计中便包含对“慎终”的重视，与“未饱”精神相通。

清代的戴震，以朴学实践“未饱”的实证精神。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理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认为“理”源于“情”，“未饱”正是“情之不爽失”的体现——哀戚之情不爽失，故饮食有节制。戴震在叔父丧礼中，“衰绖持丧，凡丧礼之仪，一准《仪礼》，乡邻皆叹其知礼”（《戴震年谱》），其饮食“每日一饭一菜”，严格践行“未饱”规范。这种将情感与礼仪结合的实践，体现了清代朴学“实事求是”与儒家“以情代理”的融合。

六、“未饱”的现代回响：传统与当下的对话

当代丧礼虽日趋简化，“未饱”精神仍以默契形式存在。殡仪馆的告别仪式上，参与者多“面色凝重，饮食简素”，即使设有答谢宴，也多“食不言”“不劝酒”，与孔子“未尝饱也”的精神相通。江苏苏南的“丧葬宴席”多为“八大碗”，数量少于喜宴的“十大碗”，菜品以“素什锦”“豆腐羹”为主，荤菜仅“红烧肉”一道且量少，体现“饮食节制”；安徽徽州的“丧宴”称“豆腐饭”，主菜是“一品豆腐”，取“清白”之意，辅以“炒青菜”“冬瓜汤”，宾客多“浅尝辄止”，无人追求饱足。

现代殡葬礼仪中的“守灵”习俗，延续了“未饱”的情感逻辑。守灵时，亲友“彻夜不眠”陪伴逝者，饮食多为“简餐”——北方常见“馒头、咸菜、小米粥”，南方多为“米饭、豆腐、青菜”，避免大鱼大肉的油腻。上海的“社区殡葬服务”中，志愿者会提醒家属：“守灵期间饮食宜清淡，不宜过饱，这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利于保持清醒陪伴。”这种提醒将传统“未饱”精神转化为现代关怀，使其更易被接受。

不同民族的丧葬饮食习俗，虽形式各异，却共享“未饱”的内核。藏族的“天葬”后，丧家会请亲友喝“酥油茶”，配“糌粑”，量少而简，象征“生死轮回，饮食如常却心有节制”；回族的“殡礼”后，“阿訇带领亲友念‘都阿’，然后吃‘油香’（油炸面食），每人仅一块，不劝食”（《中国回族大辞典》），体现“节哀”与“分享”的结合；苗族的“葬后宴”，用“酸汤鱼”“糯米饭”待客，虽有荤腥，但“席间不笑不闹，每人进食不过三碗”，其节制与孔子“未饱”异曲同工。

现代殡葬改革中，“未饱”精神以新形式延续。网络悼念平台上，网友通过“献花”“点烛”表达哀思，虽无实体饮食，但其“留言多凝重，少嬉闹”的默契，与“未饱”的情感节制相通；环保葬（树葬、海葬）后的追思会，多采用“茶话会”形式，饮品为“清茶”，点心为“素饼干”，体现“简素”原则；“生前预嘱”的推广，鼓励人们“身后事从简”，其“不铺张”的理念，与“未饱”的节制精神一致。

七、心理学视角：“未饱”背后的共情机制

现代心理学的“共情理论”，为“未饱”提供了科学解释。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中提出，“共情能力”包含“识别他人情绪”“换位思考”“适当回应”三个层次，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完美契合这三层：识别丧家的哀痛情绪，换位思考“若我丧亲，愿人饱食乎”，以“未饱”适当回应，正是高情商的表现。这种能力对人际关系至关重要，正如戈尔曼所言：“共情是所有利他行为的基础。”

神经科学的“镜像神经元”现，揭示了“未饱”的生理基础。1992年，意大利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在猕猴大脑中现“镜像神经元”——当猕猴观察到人类抓取食物时，其大脑中控制抓取动作的神经元会激活，如同自己在抓取。后续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的“额下回”“顶下小叶”也存在镜像神经元，在观察他人痛苦时会激活，产生类似的情感体验。孔子看到丧家的哀痛，镜像神经元激活，使其产生“感同身受”的哀戚，进而抑制食欲，这或许是“未饱”的生理机制。

展心理学研究显示，“未饱”式的共情能力需后天培养。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认知展理论”指出，儿童在7-11岁进入“具体运算阶段”，开始具备“换位思考”能力，此时若通过“角色扮演”（如模拟丧礼场景）进行情感教育，能有效培养共情。这与儒家“不学礼，无以立”的教育理念一致——通过“临丧不饱”等礼仪实践，训练儿童对他人情绪的敏感度，使其从“被动遵循”到“主动共情”。

社会心理学的“群体情绪感染”理论，解释了“未饱”的社会功能。美国学者巴伦?布朗森在《群体情绪》中提出，群体中的情绪会通过“行为模仿”“生理同步”扩散，丧宴上的“未饱”行为，会通过“一人不饱，众人随之”的模仿，使哀戚情绪在群体中扩散，增强凝聚力。这与《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观点相通，只是“未饱”以“行为”通伦理，而非“乐”以“声音”通伦理。

八、“未饱”的本质：共情能力的培养路径

“未饱”的本质，是“将心比心”的共情能力在饮食场景的体现。《论语?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与《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共同构成儒家“仁道”的核心，“未饱”正是“恕道”的实践：在丧者之侧，自己若处于丧家位置，必不希望宾客饱食如常，故“未尝饱也”。这种“换位思考”看似简单，却是对抗“麻木不仁”的利器。

共情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小事—习惯—本能”的路径。“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小事，却能通过重复实践形成“临丧节制”的习惯，最终内化为“不忍之心”的本能，正如《孟子?尽心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共情范围从亲人扩展到民众、万物，“未饱”是“仁民”的起点训练。当代教育中的“服务学习”（如养老院慰问、医院陪护），正是通过类似小事培养共情，与“未饱”的训练逻辑一致。

“未饱”的反面是“共情赤字”，其危害不容忽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现代社会的“官僚化”容易导致“共情赤字”——通过“分工”“去人性化”，使个体对他人痛苦麻木。这种“共情赤字”与“饱食于丧者之侧”本质相同，都是对他人痛苦的漠视。孔子的“未饱”提醒我们，对他人痛苦的敏感，是人性的底线，也是社会健康的标志。

“未饱”精神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在于重建“情感联结”。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常因“内卷”“竞争”而封闭情感，“未饱”精神倡导的“适度共情”，能帮助人们重建与他人的情感联结。社区互助中，“邻居有难，主动分忧”；网络空间里，“言顾及他人感受”；公共政策上，“兼顾弱势群体需求”，这些实践虽与饮食无关，却与“未饱”的共情内核相通，都是“仁”的现代体现。

九、“未饱”的终极意义：守护人性的温度

“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的终极意义，是守护人性的温度。在工具理性日益膨胀的现代社会，“效率”“利益”常被置于“情感”之上，而“未饱”精神提醒我们：人不是机器，需要情感的共鸣；社会不是市场，需要伦理的维系。就像《礼记?礼运》描绘的“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种“不独”的精神，便包含对他人痛苦的体恤——不仅关怀自己的亲人，也能感知陌生人的哀戚。

从孔子的俎案到当代的餐桌，“未饱”精神的传承，是对“仁”的坚守。无论是古代的丧宴还是现代的追悼会，饮食节制的背后，是“把他人当人”的基本态度——承认他人的痛苦与自己的痛苦同样重要，自己的舒适不能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种态度，是文明的基石，正如《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流逝，礼仪形式会变，但“仁”的温度应如流水般永恒。

“未饱”的留白，是人性应有的体面。孔子的俎案上那碗未吃完的黍米饭，留下的不仅是食物的空隙，更是心灵的空间——为他人的痛苦留出位置，为共情留出余地。这种留白不是缺憾，而是文明的优雅，正如中国书画的“计白当黑”，空白处与墨色同样重要。在今天，我们或许不必刻意“未尝饱也”，但对他人痛苦的敏感与体恤，应如那碗未吃完的黍米饭，永远留有一份未被填满的空间——那是人性应有的留白，是文明应有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