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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 粟米之度 孔子的济困之道（第1页）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鲁哀公十一年的深秋，曲阜的梧桐叶落在孔子讲学的杏坛上，像铺了一层金色的竹简。冉有匆匆穿过庭院，袍子下摆沾着露水，他怀里揣着刚算好的粮账，脚步却在堂前停住——子华出使齐国已三月，其母在家中粮缸见底，这事得跟夫子好好说说。

一、釜庾之争：一粒粟的重量

在山东博物馆的“孔子文化展厅”，陈列着一组战国时期的量器：釜、庾、秉。考古人员考证，当时一釜约合今天的6o斤，一庾是15斤，而五秉则相当于24oo斤。这组锈迹斑斑的青铜量器，像一把把钥匙，能打开《论语?雍也》里那段关于粟米的对话。

冉有站在堂下时，看到夫子正在批注《周易》，案头的青铜豆里盛着半捧粟米，那是刚收的新粮，颗粒饱满。“子华之母缺粮，求夫子赐粟。”冉有话音刚落，孔子抬头望向窗外，远处子华出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年少的弟子跨着高头大马，玄色的裘衣在风中扬起，腰间的玉璧碰出清脆的声响。“与之釜。”夫子的声音很轻，像落在粟米上的雪。

冉有愣住了。他知道子华家境不算富裕，但出使在外的俸禄足够养家，只是眼下正值青黄不接，一釜粟也就够吃十天。“夫子，可否再添些？”他往前挪了半步，案上的青铜量器在烛火下泛着冷光。“与之庾。”孔子的手指在竹简上停顿了一下，墨迹在“节”字上晕开一个小点。

后来冉有还是给了五秉粟，这事被弟子们记在《论语》的残卷里。直到东汉郑玄注《论语》时，才在“五秉”旁批注：“冉子之意，非为赤也，为其母老矣。”在河南偃师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幅“冉有馈粟”图：冉有背着粮袋站在柴门前，一位老妇人扶着门框眺望，远处的田埂上，几个饥民正弯腰拾穗。

这“釜庾之争”背后，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孔子的“釜庾”之度，是基于对全局的考量。当时鲁国的公粟储备本就有限，除了子华之母，还有更多流离失所的饥民等待救济。若给子华之母过多粟米，就意味着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得不到救助。而冉有的想法，则更多地出于对个体的同情，尤其是对老弱的怜悯。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涉及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最能产生效用的地方，是古今中外都面临的难题。孔子的选择，无疑是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他希望每一粒粟米都能挥出最大的作用，拯救更多处于危难之中的人。

二、肥马轻裘：出使路上的风景

子华，也就是公西赤，出去齐国的那天，曲阜城外的泗水刚结了层薄冰。《孔子家语?弟子解》里说他“少孔子四十二岁，束带立朝，娴于辞令”，是个极注重仪表的年轻人。他出使时乘坐的马车，车轮包着铜箍，辐条上刻着云纹，那是鲁国为使者特制的“轺车”。

在山东临淄的齐国故城遗址，考古人员现过一处战国时期的客馆遗址，地面铺着青石板，墙角有取暖的火塘。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子华在此居住时，齐国大夫晏婴曾赠他“狐白裘”，这种用狐狸腋下白毛制成的皮衣，在当时价值千金。子华回信给孔子时，特意提到“齐人待我甚厚，每日食有鱼，出有车”，字里行间满是少年人的得意。

但冉有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他去子华家送粮时，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柴门，只见子华之母正坐在纺车前织布，线轴上的麻线又粗又脆。“赤儿走时带了十匹帛，说是能换粮，可如今帛价跌了，换的粮还不够吃半月。”老妇人的手指关节粗大，上面缠着破布条，“邻家阿母前日饿晕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几日？”

这段对话被刻在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陶片上，是当时的学子随手记下的“论语别传”。陶片边缘有火烧的痕迹，却依然能看清“帛贱粮贵”四个字——春秋末年的鲁国，因连年战乱，粮食产量锐减，一石粟的价格比往年涨了三倍，而丝绸这类奢侈品却因贵族攀比之风盛行，价格大起大落。子华带的帛，到了急需粮食的冬天，竟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子华的“肥马轻裘”与母亲的“缺粮少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物资分配不均。子华作为使者，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这是出于国家外交的需要，但他却没有考虑到家中母亲的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家庭责任的疏忽。

而“帛贱粮贵”的现象，则揭示了经济规律在古代社会的作用。在战乱年代，粮食作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其价值往往会飙升，而丝绸等奢侈品则因为需求减少而价格下跌。这也提醒我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物品的价值会生变化，我们不能用固定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价值。

三、冉子的恻隐：越过量器的善意

冉有给子华家送五秉粟时，用的是鲁国士兵运粮的独轮车。车轮碾过结霜的土路，留下两道深深的辙痕，车辙里很快积起细碎的冰碴。他身后跟着两个弟子，每人扛着一捆竹简，那是孔子让捎给子华的《春秋》注解，只是此刻，这些沉甸甸的竹简竟不如车上的粟米让人心里踏实。

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楚简《孔子遗言》中，有冉有的自述：“吾见赤母面黄肌瘦，淘米时连糠都舍不得扔，心实不忍。夫子之量，是礼也；吾之与，是情也。”这位以“多才多艺”着称的弟子，此刻显露出的，是越礼仪规范的悲悯。他知道夫子定下的“釜庾之度”有道理，却更难忘记老妇人那双盯着粮缸的眼睛。

冉有并非第一次“违逆”夫子。当年他为季氏敛财，孔子怒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这次不同——那是救命的粟米，不是搜刮的民脂。在山东邹城的孟庙，有块元代石碑刻着“冉子三馈”，记载他一生三次违背常规赠人粮食：一次给了丧子的贫妇，一次给了遭灾的邻县，最后一次，就是给子华之母。

冉有的恻隐之心，是人性中善良的体现。他没有严格按照孔子的规定去做，而是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做出了越量器的选择。这种选择，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礼”，但却体现了“情”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选择，是严格遵守规则，还是出于同情而做出适当的变通。

冉有的三次“违逆”，也反映出他对“济困”的理解在不断深化。第一次给丧子的贫妇赠粮，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第二次给遭灾的邻县赠粮，是出于对群体困境的关注；第三次给子华之母赠粮，则是在个人情感与规则之间做出的权衡。这三次经历，让他逐渐明白，济困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资给予，更要考虑到受助者的实际需求和情感感受。

四、君子周急：青铜量器里的道义

孔子说“君子周急不继富”时，手指正摩挲着案上的量器。那只青铜釜的内壁刻着细密的刻度，像极了他心中的尺度——急难之人要雪中送炭，富裕之家不必锦上添花。这种尺度，在《礼记?檀弓》里有更具体的记载：“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斋也，不饮酒食肉。”连饮食都有节度，何况赠粟这样的大事？

在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盠方彝”上，铭文记载着周王赏赐臣子的制度：“凡诸侯之贫者，赐粟百斛；富者，赐币五匹。”这种“贫者多粟，富者多币”的智慧，被孔子继承并扬。他在卫国看到公叔文子家“鼎食钟鸣”，却让家臣之子在寒冬里穿单衣，当即批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冉有后来在卫国为官，遇到灾年，他按照夫子的教导“分粟三策”：先给孤儿寡母足三月口粮，再给青壮年劳力种子粮，最后给殷实之家借条，来年秋收后归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所至之处，民不饥寒”，这或许正是对当年“五秉之赠”的最好注解——善意若有尺度，那尺度必是人心。

“君子周急不继富”，这是孔子济困思想的核心。它强调的是，君子应该帮助那些处于急难之中的人，而不是去资助那些本来就富裕的人。这种思想，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将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西周“盠方彝”上的铭文，反映了古代社会对贫富差异的关注和对资源分配的思考。孔子继承并扬了这种智慧，他通过对卫国公叔文子家现象的批评，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他认为，在一个有道的社会里，人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贫困的状况；而在一个无道的社会里，那些富裕而尊贵的人，应该反思自己的财富来源是否正当。

冉有的“分粟三策”，是对孔子“君子周急不继富”思想的具体实践。他根据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救济方式：对孤儿寡母给予足够的口粮，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对青壮年劳力放种子粮，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能力；对殷实之家放借条，既解决了他们的暂时困难，又不会让他们产生依赖心理。这种精准的救济方式，充分体现了“善意有尺度，尺度是人心”的理念。

五、粟米的旅程：从曲阜到长安

汉武帝时期，博士褚大注解《论语》时，特意去曲阜考察了当年子华家的旧址。他在《褚氏论语注》里写道：“其地有老井，井旁有粟窖，可容五秉，窖壁有‘赤母藏粟’四字。”可见那五秉粟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还让子华之母平安度过了整个冬天。

东汉末年，郑玄在高密讲学，逢黄巾之乱，粮道断绝。他效仿孔子“周急不继富”，将家中存粮分成三份：一份给逃难的学子，一份给邻村的老人，自己和家人则以野菜充饥。弟子们不解，他指着窗外说：“子华家有帛可换粮，只是时运不济；如今这些学子，连换粮的帛都没有，这才是真急。”

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魏晋文书中，有份《赠粟账》记载：“给贫户张五粟三斛，给商户李二钱五千。”文书旁的木简上，赫然写着“君子周急”四个字。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当地儒学博士制定的赈灾方案——给缺粮的贫民直接粟，给有经营能力的商户钱，让他们能继续做生意，这种区别对待，与孔子的理念一脉相承。

粟米的旅程，从曲阜到长安，再到遥远的新疆尼雅，见证了孔子“周急不继富”思想的传播和实践。褚大的考察，证明了冉有所赠的五秉粟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让子华之母度过了难关。这也说明，适当的救济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困境，度过危机。

郑玄在黄巾之乱时的做法，是对孔子思想的灵活运用。他根据不同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救济措施。对于有一定物资基础的子华家，他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困难；而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学子，则给予了直接的粮食救济。这种做法，体现了他对“真急”的准确判断。

新疆尼雅遗址的《赠粟账》，则展示了孔子思想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当地儒学博士根据不同人的职业和需求，采取了不同的救济方式：给贫户粟，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给商户钱，帮助他们恢复经营。这种区别对待，不仅体现了“周急”的理念，还考虑到了促进当地经济展的因素，是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展和完善。

六、量器与人心：看不见的尺度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里算过一笔账：“贞观年间，一农夫年均收粟百石，缴税后余七十石，够一家五口全年食用。”他特意在批注里提到孔子的“釜庾之制”：“圣人之量，非斤两计，乃人心计。”意思是说，夫子规定给多少粟，不是单纯按数量算，而是看对方的实际需求。

北宋的范仲淹在苏州办义庄时，制定了《义庄规矩》：“族中子弟读书者，月给米三斗；老者无依者，月给米五斗；有田产者，虽老不给。”这规矩里，“有田产者不给”正是“不继富”的体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读《论语》至‘周急不继富’，常感圣人之智——若给富者添粮，便是夺贫者之食。”

明代的海瑞在淳安任知县时，处理过一桩“赠粮案”：乡绅王某捐粮千石，要求官府给自家佃户。海瑞核查后现，这些佃户多有存粮，真正缺粮的是邻村的流民。他最终将粮食分给流民，对王某说：“君之善意可嘉，但当赠于急者。”王某不服，海瑞便拿出《论语》，指着“周急不继富”说：“这是孔圣人的规矩。”

杜佑的批注，点出了孔子“釜庾之制”的精髓：圣人所规定的量器，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标准，更重要的是一种基于人心的判断。这种判断，考虑的是受助者的实际需求，而不是简单的数字衡量。在现代社会，我们在进行慈善救济时，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根据受助者的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帮助。

范仲淹的《义庄规矩》，是对孔子“不继富”思想的具体实践。他明确规定，有田产的老人即使年老也不给予粮食救济，这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不属于“急难”之人。这种做法，确保了义庄的粮食能够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范仲淹的话“若给富者添粮，便是夺贫者之食”，深刻地揭示了资源分配的本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富者的过度帮助，必然会损害贫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