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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万历新政 张居正的改革风潮（第2页）

此刻的官员们个个战战兢兢、惶恐不安，每日黎明尚未破晓之际，便迫不及待地赶往衙门开始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他们深知稍有不慎便可能犯下大错，甚至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而在南京吏部担任侍郎一职的某位大员更是如此，这位仁兄全仗着祖辈荫庇和自己三十年来苦苦积攒的资历，方才得以登上这个高位。平素里，他整日游手好闲，除了吟几句酸诗、作几副对联之外别无他事可做。

谁能料到世事难料、局势多变呢？就在这关键时刻，一项名为“考成法”的制度竟然横空出世了！原来啊，这位官员负责处理的好几件至关重要的政务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延误时间的情况，这让向来都是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的张居正怒火中烧，他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命令把这个官员贬职降为平民，还严令他马上回到家乡去，永远不要再被朝廷任用。

这考成法就像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皮鞭一样，狠狠地抽打在大明朝那些官员们身上，把他们从那种浑浑噩噩、迷迷糊糊的状态中一下子给打醒过来。于是乎，这些官员们纷纷离开官府衙门，主动跑到老百姓中间去，认真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困苦，想尽办法帮助大家排忧解难。这样一来，原本那个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的朝堂也逐渐变得活跃起来，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整个官场风气都得到了极大改善，政治环境焕然一新。

张居正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因此，在整顿财政与吏治的同时，他将目光投向了民生与边防，这两件事，关乎着大明的长治久安。

彼时的黄河，已是多年未治，河床抬高，河道淤塞，每逢汛期，便决堤泛滥，淹没两岸的良田与村庄。万历三年，黄河在河南开封段决堤，洪水滔天，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张居正得知后，心急如焚，他力排众议，举荐水利专家潘季驯，任命他为治河总督，全权负责治理黄河与淮河。

潘季驯是明代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他曾三任治河官员，对黄河的水情了如指掌。张居正给予了他极大的权力，不仅调拨了巨额的治河经费，还下令沿途的地方官，必须全力配合潘季驯的工作，不得有丝毫推诿。潘季驯不负众望，他亲自率领工匠，勘察河道，测量水势，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通过加固堤坝，缩窄河道，让水流度加快，从而将河底的泥沙冲刷入海。

治河工程历时三年，期间遭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有地方官为了节省经费，偷工减料，潘季驯得知后，当即下令将其斩示众；有百姓担心加固堤坝会占用自家的土地，聚众闹事，潘季驯亲自前往安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承诺给予补偿。万历六年，黄河与淮河的治理工程终于完工，两岸的堤坝固若金汤，河道畅通无阻，困扰大明数十年的水患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当潘季驯将治河成功的奏折送往京城时，张居正站在文华殿外，望着万里晴空，热泪盈眶。他知道，这不仅是治水的胜利，更是改革的胜利，是民心的胜利。

与此同时，边防的整顿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彼时的大明，北有蒙古鞑靼部的侵扰，南有倭寇的肆虐，边关的防线，如同一张千疮百孔的破网。张居正深知，边防不固，则国无宁日。他一改前朝“重文轻武”的陋习，大力提拔有勇有谋的武将，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与权力。

在北方，他重用戚继光。戚继光曾在东南沿海平定倭寇，战功赫赫，却因不擅钻营，一直得不到重用。张居正得知后，亲自召见戚继光，与他彻夜长谈，询问边防之策。戚继光提出，要加固长城，整顿军纪，训练精兵，张居正当即应允，拨出巨款，让戚继光负责蓟镇的边防整顿。戚继光不负厚望，他在蓟镇修筑空心敌台，训练戚家军，制定严明的军纪，让原本涣散的边关将士，变成了一支虎狼之师。此后数十年，蒙古铁骑再也不敢轻易叩关南下，北方边境一片安宁。

在东北，他重用李成梁。李成梁骁勇善战，却性情刚烈，得罪了不少朝中官员。张居正力排众议，任命他为辽东总兵，掌管辽东的防务。李成梁到任后，整顿军纪，修缮城池，多次击败女真部落的侵扰，威震辽东。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李成梁镇守辽东三十年，女真各部皆不敢妄动，辽东边境固若金汤。

在东南沿海，张居正延续了戚继光的抗倭策略，派遣俞大猷等名将，肃清了沿海的倭寇残余，恢复了海上贸易的畅通。一时间，大明的边防，东起辽东，西至甘肃，南抵福建，北达蒙古，皆固若金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在张居正的苦心经营下，大明王朝迎来了一场久违的中兴。万历六年，户部统计，全国的财政收入达到了八百万两白银，是隆庆年间的两倍有余；全国的垦田面积，比隆庆年间增加了三百万顷；边关的粮仓里，堆满了足够十年食用的粮食；百姓的生活，也渐渐富足起来，街头巷尾，再也看不到流离失所的乞丐，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是琳琅满目的商铺。史称“万历中兴”。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却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挽救大明的同时，也将张居正推向了风口浪尖。他得罪的人太多了，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豪强地主，对他恨之入骨；那些被罢免的庸官，对他咬牙切齿；那些因改革而失去既得利益的宗室勋贵，更是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更让张居正始料未及的是，他与那位少年天子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生着变化。

万历皇帝朱翊钧，自登基之日起，便由张居正担任帝师。张居正深知，天子是国之根本，他对朱翊钧的要求，严苛到了近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每天凌晨，天还未亮，张居正便会准时来到文华殿，督促朱翊钧读书；朱翊钧稍有懈怠，便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朱翊钧想要玩耍，张居正便会搬出祖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李太后更是将张居正视为“擎天柱石”，时常对朱翊钧说：“汝若不听话，便让张先生来教训你！”

年少的朱翊钧，对张居正充满了敬畏。他看着张居正严厉的眼神，听着他滔滔不绝的教诲，只能乖乖地读书写字。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翊钧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他开始觉得，张居正管得太多了。他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却连出宫游玩的权力都没有；他想要赏赐自己的亲信，却被张居正以“国库空虚”为由驳回；他想要提拔自己的外戚，却被张居正以“无功不受禄”为由拒绝。

万历八年，朱翊钧已经十八岁，他亲政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可张居正依然把持着朝政，大小事务，皆要由他过目。朱翊钧看着张居正那副大权在握的样子，心中的不满，如同野草般疯长。他开始觉得，张居正不是在辅佐他，而是在架空他；张居正不是大明的忠臣，而是权倾朝野的权臣。

万历十年六月，北京城的天气异常炎热。张居正因为长期操劳，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他躺在病榻上，依旧心系朝政，强撑着身体批阅奏折。可他的身体，早已油尽灯枯。弥留之际，他望着窗外的天空，喃喃自语：“愿大明，长治久安……”说完，便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八岁。

张居正的死讯传来，朱翊钧先是愣了半晌，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他下令，追赠张居正为上柱国，谥号“文忠”，给予了他极高的哀荣。可这份哀荣，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张居正一死，那些蛰伏已久的反对者，便如同嗅到了血腥味的豺狼，纷纷跳了出来。他们联名上书，弹劾张居正，罗列了他的“十大罪状”“专权乱政”“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藐视皇权”……桩桩件件，皆欲置张居正于死地而后快。

朱翊钧看着那些奏折，心中的不满终于爆了。他想起了张居正多年来的严苛管教，想起了自己处处受制于人的憋屈，想起了那些反对者对张居正的控诉。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下令，剥夺张居正的所有谥号，削去他的官职，抄没他的家产。

抄家的圣旨传到江陵时，张居正的家人还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之中。官兵们破门而入，将张家的财物洗劫一空，将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张懋修打入大牢。张敬修不堪受辱，在狱中自尽身亡；张懋修被配到边疆，终身不得回京。张居正的八十岁老母，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

一代名相，生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大明续命数十年，死后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消息传开，天下百姓无不扼腕叹息。江南的百姓，自地为张居正立祠，供奉他的牌位；边关的将士，脱下战袍，为他守灵三日；就连那些曾经反对他的官员，也在私下里感叹：“张公虽严，然其心为国，奈何身死名裂，悲哉！”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终于亲政了。他一开始还雄心勃勃，想要延续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做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可没过多久，他便现，没有了张居正的辅佐，朝政竟是如此的繁杂。那些官员们，又开始结党营私，互相倾轧；那些豪强地主，又开始兼并土地，逃避赋税；那些边关的将领，又开始克扣军饷，虚报战功。

朱翊钧试图整顿朝纲，可他既没有张居正的魄力，也没有张居正的智慧。他颁布的政令，要么被官员们阳奉阴违，要么被豪强地主阻挠。几次三番下来，朱翊钧渐渐心灰意冷。他开始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躲在深宫里，寻欢作乐。

万历十五年，朱翊钧干脆不再上朝，将朝政大权交给了宦官。此后的数十年，大明的朝堂，再次陷入了一片混乱。党争愈演愈烈，东林党与阉党互相倾轧；土地兼并卷土重来，百姓们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边关的防线，也渐渐松弛，女真部落趁机崛起，成为了大明的心腹大患。

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病逝。他躺在龙榻上，望着窗外的夕阳，想起了张居正。他想起了张居正严厉的教诲，想起了张居正为大明操劳的身影，想起了张居正死后的凄惨下场。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悔恨的苦笑。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张居正的改革，如同划过黑暗的一道闪电，短暂地照亮了大明的天空。它让大明王朝焕出了最后的生机，却也因为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而最终走向了失败。张居正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他以一人之力，扛起了挽救大明的重任，最终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数百年后，当人们翻开那段历史，依旧会为张居正的改革而惊叹，为他的遭遇而惋惜。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什么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的名字，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大明的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