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区边缘巡视回来后的那段日子,反倒是周亦云和林娥在鄂豫皖难得的一段平静时光。
工作被削减到了最低限度,周亦云名义上还是军委副主席,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非他不可的事务。
林娥的无线电队顾问头衔也只剩一个空壳,电台那边不再需要她的技术指导,甚至连日常的业务学习都不再通知她参加。两个人像是被从繁忙的机器上拆下来的零件,搁在一边,落满了灰尘,却没有人在意。
他们索性骑了马,在整个苏区四处走动。没有作战任务,没有会议,没有必须签的文件,没有要处理的纠纷,甚至可以不用去想明天会生什么。
从大别山北麓到潢川以南,从商城的山间小镇到光山的河谷平原,两个人的马蹄印洒在了鄂豫皖苏区的许多条道路上。他们看地形——哪里适合防守,哪里适合伏击,哪里可以作为部队集结地,哪里又是敌军可能突破的方向;看经济——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集市上的物资是否充足,老百姓的盐够不够吃,布够不够穿,过冬的棉衣有没有着落;看文化——墙上的标语写了什么内容,村里的识字班还有多少人在学,剧团演的新戏老百姓爱不爱看。
那段时间,两个人像是放下了很多东西。放下了职务带来的烦恼,放下了派系斗争的纠葛,放下了别人投来的那些意味深长的目光。
在山间的溪流边,周亦云蹲下来捧起水喝,林娥坐在岸边的石头上,看着他被水珠打湿的衣领,忽然笑了。那是自内心的、轻松的、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他们在莫斯科教学时的那种笑,干净,透明,像山间的溪水,一眼看得到底。
她把水壶递过去,他接过来,仰头灌了一大口,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滴在军装上,他也不擦,只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把胸口积了很久的那团浊气全都吐了出来。
那些天,他们不谈工作,不谈政治,不谈谁在排挤谁、谁在防备谁,甚至不谈红军的未来。
他们聊在莫斯科的日子,聊在武汉的岁月,聊那些已经牺牲了的战友,聊那些还活着的、但不知道散落在何方的朋友。
他们聊食堂的饭菜太咸了,聊马掌该换了,聊院子里的柿子树今年结的果子比去年多。他们聊一切琐碎的、具体的、跟“斗争”无关的事情。他们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好像在那些年里,把能说的话都说完了,剩下的话,不着急说,可以慢慢说,说一辈子。
然而,那些被他们暂时放下的东西,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像冬天的蛇一样,缩进了洞的深处,蜷着,睡着,等着天气转暖,再从洞里爬出来,吐着信子,无声地游走。
等他们回到家,林娥敏锐地现有人动过他们的房间。
她没有声张,只是站在门口,目光从桌面上扫过——那份文件的位置偏了,不是她走之前放的角度;茶杯的把手方向变了,她习惯把手朝向东南,现在朝向东北;书架上那本《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被抽出来又放回去了,但放反了,书脊朝里,书口朝外。这些细节太小了,小到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
但林娥不是一般人。多年的地下工作和无线电技术培养出来的观察力,让她能够从最细微的痕迹中读出别人留下的信息。她甚至能大致判断出进来的人数——不少于三个人。
周亦云不用想也知道是保卫局的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点,在这种微妙的、一触即的气氛下,有权力、有胆量、有动机进入他家翻找东西的,除了保卫局,没有别人。
他没有火,甚至没有皱眉,只是把马鞭挂在门口的钉子上,脱了外套,搭在椅背上,走到桌边,拿起那份被移动过的文件,翻开来,继续看他走之前没看完的那一页。
林娥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但看到他那种不紧不慢、像是什么都没生过的样子,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她转身走进灶房,开始烧水做饭。水瓢舀水的声音、柴火燃烧的噼啪声、菜刀在砧板上的笃笃声,在暮色中此起彼伏,像一不动声色的、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曲子。
果然,在他们回到苏区的第二天,保卫局的人就上门了。
来的人不多,四个。领头的是保卫局的一位科长,姓李,不到三十岁,面色白净,军装整洁,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模子里倒出来的,规格统一,没有感情色彩。
他坐在周亦云对面,从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摊开,念了几段。大意是周亦云同志的出身背景复杂,曾去过德国,与国外势力有过接触,其个人历史中尚有若干未向组织说明的问题,需要就此作出深刻检讨。
周亦云听完,没有动怒,甚至没有激动。他把手里的茶杯放下,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十指相扣,不紧不慢地开口了“让我作检讨,可以。命令呢?”
“什么?”李科长愣了一下。
“命令。”周亦云重复了一遍,语气依然平静,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组织上让我作检讨,总得有书面的命令吧?中央的文件,还是军委会的批示?拿出来我看看。”
李科长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他的手在挎包里停了一下,文件袋里有东西,但那是保卫局的内部通知,是张国焘口头指示后由保卫局自行拟定的工作安排,上面既没有中央的印章,也没有军委会的签字。那不是命令,是指示,是见不得光的、经不起追问的东西。他的手从挎包里抽出来,空着。
“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他试图解释,但话刚出口就被周亦云打断了。
“组织上的安排,也得有命令。”周亦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桌面上。“保卫局办事,我不拦着。但让我作检讨,得有中央的文件。拿不出来,就是私设公堂。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李科长沉默了片刻。他身后的三个人站着,目光在周亦云和林娥之间来回扫视,像三只嗅到了猎物气味的猎犬,但没有主人的命令,不敢扑上去。李科长咬了咬牙,像是下了一个决心。他站起身来,朝身后挥了一下手。“搜。”
没有命令,没有手续,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他们当场作,强行搜查。那三个人立刻像被按下了启动键的机器一样动了起来,一个人走向书桌,把抽屉一只一只地拉开,翻出里面的文件、信件、笔记本,随手丢在地上;一个人打开衣柜,把叠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抖开,检查夹层和口袋;还有一个人蹲在墙角,打开那只周亦云从德国带回来的旧皮箱。
皮箱是棕色的,边角已经磨损,搭扣生锈了,打开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劲,撬得木屑都飞了出来。皮箱里的东西被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摊在地上——几本德文军事教材,几份用德文写的手稿,几张黄的证件,一套德军样式的旧军装,还有一只用油纸包着的、被压得扁扁的牛皮纸信封。
林娥站在灶房门口,手里还攥着锅铲。她看着那些人在屋里翻找,看着那些文件和书籍被随手丢在地上,看着那只皮箱被翻了个底朝天。
她的身体微微前倾,像一只绷紧了弦的弓,随时准备射出去。她的手在锅铲上越攥越紧,指节泛白,骨节突出。周亦云一把拉住了她,手按在她的手背上,不重,但很稳,林娥看了他一眼,他微微摇了一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