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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8章 好高骛远（第1页）

米高告辞，冯福前跟着送了出去。刘正茂站在二楼窗前，看着米高匆匆离去的背影，在傍晚的暮色里越走越远，逐渐融进樟木大队青灰色的炊烟里。

楼下，华潇春正在指挥序伢子清点晚上的桌数。厨房那边又飘出了油烟和葱姜蒜下锅的爆香。知青点的方向传来刘子光他们打牌的笑骂声。老冯头还坐在堂屋的藤椅上，捧着他那杯早就凉透的茶，安安静静地，望着窗外越来越深的夜色。

刘正茂收回目光。他的手搭在窗框上，粗糙的木纹硌着掌心。他没有想米高，没有想莲城钢厂那二十多个还未到来的年轻人，没有想明天派谁去林业厅办手续，也没有想毛奇催他去江麓厂商量的那桩自行车配件代工的事。

他只是这样站着。

风从敞开的窗户灌进来，带着六月江南特有的、潮润又温热的泥土气息。远处稻田里，蛙声开始零零星星地响起。

下午，秦柒亲自陪同省、市、县各级媒体记者团，在樟木大队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实地走访。这既是对上午“拜干爹”仪式新闻素材的补充，更是一次对樟木大队全面建设成果的系统展示。

一行人从刘正茂家出，沿着去年新修的机耕道缓缓前行。秦柒走在队伍前列，不时停下脚步，亲自向记者们介绍沿途所见。

他先是带记者们参观了樟木大队的工业园区。说是“园区”，其实还是几座由新建的厂房组成的生产区。酒厂的酵池正冒着淡淡的蒸汽，空气里弥漫着粮食酵特有的微酸气息；豆制品厂的工人们正把一板板白嫩的水豆腐从木模里扣出来，整整齐齐码进竹匾；面条厂的晾晒架一排排立在阳光下，细如丝的面条随风轻轻摇曳，远看像一片银色的帘幕；红薯粉条厂里，刚出锅的粉条晶莹剔透，在清水中漂洗，再挂上竹竿，等着被运往省城那些大单位的食堂。记者们举起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

接着是养殖场。场长金老仕早早接到通知，带着两个徒弟站在门口迎候。猪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空气里虽有牲畜特有的气味，却不熏人，通风做得极好。约克夏白猪躺在凉爽的水泥地上打盹，金华两头乌在栏边拱着食槽。秦柒特意向记者们介绍了金老仕——这个半文盲的土专家，如何通过实践摸索出比农大教授方案更适合樟木实际的养殖方法，又如何与省农大形成“产学研”良性循环。金老仕搓着满是茧子的手，憨厚地笑着，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么多记者的追问，只是反复说：“猪好养，它们听话……”

沿着溪流往东走，是一片新垦的蔬菜基地。一畦畦碧绿的时令蔬菜整整齐齐，辣椒挂满了枝头，茄子在肥厚的叶片下露出紫亮的光泽。几个社员正挑着木桶浇肥，看到领导们来了，都直起腰来，有些拘谨地站在田埂边。秦柒顺手摘下一个青椒，在衣襟上擦了擦，咬了一口，对记者们说：“脆生，微辣，这才是正经的农家味。我们高岭县今年要推‘蔬菜’，樟木大队是试点。城里要解决蔬菜供应问题，我们也出一把力。”

再往前走，是去年冬天开始种植的经济林区。山坡上，新栽的樟木苗、桃树、橘子苗已经抽出了新枝，在六月的阳光下一片嫩绿。虽然要成材还需数年，但这片曾经荒芜的乱石岗，已经显出了勃勃生机。秦柒没有过多停留，只是指着远山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樟木大队的干部是真正想长远事的人，不贪一时之功。”

最让记者们惊叹的，是那座建在村后山脚下的微型水电站。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山坳里，会藏着一股日夜喷涌的地下水。樟木大队的能人们硬是凭着几本水利手册、水利学校老师的指点，在悬崖边修起了蓄水池，架起了电机。机房只有农家堂屋大小，机器轰鸣声震耳。当秦柒合上电闸，村道上新装的路灯次第亮起，远处刘正茂家新房的窗玻璃里透出温暖的光晕时，几个年轻记者竟鼓起掌来。

他们沿着溪流继续向上游走了一段。溪水被几道简易堤坝拦截成梯级，岸边铺了碎石步道，架了木桥，几处野花盛开的坡地被有意保留下来。秦柒介绍说，这里规划成了“溪涧景观带”，周末已有省城的年轻人慕名来钓鱼、写生。记者们站在木桥上，看着清澈见底的溪水从脚底流过，远处青山如黛，炊烟袅袅，一时竟忘了提问。

当然，秦柒最得意，也最让记者们感兴趣的，还是樟木大队那套“精神文明建设量化落地”的经验。

这不是挂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的空架子。走进村子，家家户户门边都钉着一块搪瓷牌——不是统一的，是分门别类的：有的是“卫生之家”，有的是“敬老之家”，有的是“勤劳之家”（这个牌子去年还叫“富裕之家”，后来为了适应政治大环境，改了名），还有张庆有、邓毅华、刘正茂三家新挂上去的“积善之家”，以及一户祖孙三代都是读书人的“书香之家”。这些牌子不是永久性的，每年复评，做得好的保留，做得差的摘牌，新涌现的先进随时增补。

记者们纷纷凑近拍照，有人问：“这些牌子是谁评的？标准是什么？”

秦柒笑着把郭明雄推出来。郭明雄不善言辞，但说起这套

制度来却条理清晰：“各生产队先推荐，大队组织社员代表、知青代表联合评议。卫生之家要屋里屋外干净，家具农具摆放整齐；敬老之家要对老人嘘寒问暖，有好吃的先给长辈，不能打骂老人；勤劳之家嘛，工分要排在全队前头，不能偷懒耍滑……每块牌子都有十条八条细杠杠，贴在祠堂门口，人人都看得见。”

“评上了有什么好处？”有记者追问。

“年底分红，每块牌子加二十块钱。”郭明雄说，“钱不多，就是个鼓励。主要是面子，谁家门口牌子多，说媒的都多跑几趟。”

众人都笑了，笑声里带着敬意。

最让记者团心服口服的，还是樟木大队社员实实在在的收入。

秦柒把马会计叫来。马会计早有准备，打开账本，一项项念给记者们听：1975年，樟木大队社员人均分红五百元，这是扣除口粮、生产提留、公积金之后的现金收入。按当时八级工资制，一个进厂五六年的六级工，年收入也不过就是这个数。一个社员，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下来拿到手的现钱，和城里老工人一样多。更别说樟木大队还免费给社员建新房——这在全省、甚至全国农村，都是独一份。

几个记者飞快地在采访本上记录着，有人忍不住感叹：“这可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样啊！”

秦柒听到这句感叹，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说不出的舒坦。他带着记者们又看了警务所挂牌，看了水电站的开机仪式，看了正准备收尾的第二期新民居工程。一路走，一路介绍，话语间俨然已是樟木大队建设的“总设计师”和“引路人”姿态。他似乎已经忘了，就在一年前，他对这个偏僻大队的探索还不甚了解；他似乎也选择性忽略，这里每一点成绩背后，都有刘正茂那些“胆大包天”的点子、那些“不务正业”的尝试、那些“得寸进尺”的化缘。

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成绩是高岭县的成绩，荣誉是县革委会的荣誉。樟木大队是全县的典型，自然也是他秦柒的政绩。他心里盘算着：以后一定要把这张牌打好、打活，打出更大的动静来。只要樟木大队这面旗帜不倒，他秦柒的仕途就不会缺光彩。

送走满载而归的记者团时，天色已近黄昏。秦柒没有马上离开，他把粮山公社革委会主任古大仲叫到身边，低声交代了几句。古大仲连连点头，转身去了大队部。

片刻后，樟木大队各处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古大仲那带着浓重粮山口音、却刻意端着公事公办腔调的声音：

“通知！通知！请樟木大队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立即到大队部会议室开会！另外，今天来我大队交流学习的各兄弟单位负责同志，也请一并参会！重复一遍……”

刘正茂正在自家院子里送客，听到喇叭声，吴克强把手里没洗完的抹布往盆沿一甩，几个知青干部也纷纷放下手头的活计，互相招呼着，朝大队部方向快步走去。厨房门口，李慧探出脑袋望了一眼，又缩回去继续刷她的锅。

会议地点临时改在了樟木学校。原因很简单——人太多了。樟木大队六个生产队，队长、副队长、会计、妇女队长加起来好几十号，再加上从黄金公社、鸟山公社、乃至县城附近几个大队专程来“学习取经”的基层干部，把大队部那间小小的会议室挤得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古大仲当机立断，让人打开隔壁学校那间最大的教室，搬来学生上课用的长条凳，按生产队和单位划分片区，黑压压坐了一屋子。

主持人是古大仲。他开场话极短，不过两三分钟，无非是“今天有幸请到秦主任给我们做重要指示”、“大家要认真听、认真记、会后认真落实”之类。然后他便退到主席台一侧，把讲台正中那个位置让给了秦柒。

秦柒清了清嗓子。

他的开场，是一刻钟冠冕堂皇、四平八稳、挑不出任何毛病也留不下任何印象的时代套话。关于“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讲、天天讲”、关于“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生产队”……这些话语像经过精密打磨的石子，圆润、光滑、无懈可击，也毫无棱角。

套话讲完，他才转入正题。